(三)龍的傳說下

 

(十)最後結論

方老師總觀全局之後發現,中國古老的歷史記載上的龍,為什麼會和印度佛教的龍結上了緣份?而且當密教真言宗進入中土之後,印度的佛法就開始失去了統整的力量,受到回教宗教狂熱份子的殺戮出家人和焚毁佛教經典,把印度佛教全盤消滅了?

 

因此中國瑞獸神龍與帝王的權力有關,印度的佛教雖然沒有明說,但是眾業之聚謂之龍的特色,如果龍王的特色是標明跟權力和發展力量有關,則龍王的歸順代表了天下太平,萬民歸順的意義時,吉祥物的地位才會拉高變成不可缺的一種宗教力量的展示!

 

如果這一種推論是正確的見解,則九條巨龍恐怕應該是佛教之中的最高成就:成佛十號的一種宣示的表現方式?

 

因此當年的龍智三藏雖然功力甚高,法力超群卻仍然放不下龍樹菩薩的六條真龍是怎麼練出來的功夫?最後把他的師父逼死在荒野的小客店中!而最後由金剛智代表帶領了其中的八條巨龍進入中國的境地!

 

方老師追查事件到此,回過頭來追問小佛:「當年龍樹菩薩在野店中被殺的時候身上有幾條龍?」(小佛回答是:當時身上只有六條龍!)

方老師再問小佛:金剛智到達馬六甲海峽的時候,究竟出現幾條真龍?

小佛以天眼觀察回答說:「在馬六甲海峽上出現的有八條龍!當年祈雨的時候,密壇中放置的法令旗也只有八古旗!但作法祈雨之後卻

出現了第九條真龍?所以心情有點慌!後來變成狂風大雨的時候有點怪,但是一切的法事都變成不受控制了?」

 

方老師再問小佛一個關鍵性問題:「當第九條龍出現的時候,善無畏在幹麼事?」

小佛細心以天眼檢看當時的記錄,然後再回應問題,但是在旁邊的子平卻搶著回答,他看到了有人爭奪的記錄!而且金剛智的身上,有

一種黑暗的業力掩蓋住,讓金剛智不知道發生什麼大事,應該看不到任何反應?

 

事情到此是最關鍵的問題,稍一答錯就有人因此而受罪?所以小佛看得非常認真,然後才回答問題:「作法之後出現第九條真龍,所以

搞亂了修法的儀軌,變成狂風大雨無法控制!

當時的金剛智其實是看不到第九條龍出現,而是善無畏在遠距離發現之後,以密法神通知會金剛智,並且自動幫忙施法要制止第九條真

龍惹事生非,但是已經出手太遲,無法控制住天候的變化,正是乏力回天了!」

 

所以依據當事人的解釋和重要供詞,這次的祈雨事件的意外,其實是由於第九條龍的出現,搗亂了法會現場的祈雨過程,其它八條真龍被第九條真龍出現激怒之後,狂性大發之下,讓洪水之災情變得非常慘重,所以子平在翻閱法界的記錄時看到有搶龍的文字記述,但是語焉而不詳,沒有答案?

但是禪宗也在這一段時間,出現了普寂法師自稱七祖一事,鬧出了神會北上與普寂爭吵,鬧到後來需要玄宗出面插手處理,把神會外調離京比較遠的地方尚寺持一事,所以搶龍一事乃禪宗之內鬥所致,而並非在祈雨時發生的事!第九條龍對於禪宗內鬥之不滿,利用這一次祈雨時發洩不滿之情,後來卻發生大洪水一事!

 

因此案情全部弄清楚,祈雨一事到今天可以完全結案如下:

「祈雨之過程因為八條真龍出動,聲勢浩大之際驚動了第九條真龍,所以第九條真龍出現之後變成無法控制的場面!

當年的善無畏雖然不在現場,也沒有參加祈雨一事,但是他本身事前知道可能會有意外出現,因此也密切注意祈雨的變化,因此當他發

現第九條真龍出現時,就在第一時間通知金剛智,並且施法要去捕捉第九條真龍!

但是飛龍在天經由作法增加威力之後,速度和力度都變成人類無法可以控制的局面,所以有好幾條真龍的身上都留下了被抓的痕跡和記

錄!

但是善無畏並非擾亂法事的罪人!他是誠心參與捉龍的行動,希望替金剛智抓住真龍,不要讓牠們發颷而矣!」

 

方老師撰文到此,法界最後就依照方老師、慧如金剛上師之研究為據:

「此次祈雨變成大洪水,純屬意外,不應歸罪給任合一方!也不可歸罪給這九條真龍!

所以全案到此終結,無一人被罰!」

 

(十一)龍事延伸

414日星期六下午,方老師一上車就以最快的速度開往龍潭接桂蕾,車子上有三位小朋友在坐,他們要參加這一次的長程活動,而且距離又那麼遠?

車子剛開動的時候非常沈重,到龍潭接桂蕾上車時,重量反而減輕了一些?車子走在新竹之前,車子的油表幾乎都沒有移動,但是一過大甲油表就急速下滑,而且有一股陰氣把車子往下拉,車子出發的全程曾經出現不少次法界的阻礙!

 

分別大大大小小的龍神、蛇神、夜叉等等都出來阻擋?

方老師向他們告知:「我們已經獲得八條真龍的歸降和支持,你們的阻擋會有意義嗎?」

這些小龍知道事實之後才退到左右兩邊,不敢站在前面阻攔!

接下來的是蛇神從空中往下浮沈並且放出白色的煙幕,表示希望也能給牠們幫助!

後來夜叉出現時,是往下拉扯,而方老師就發現車子的油表急速往下滑!

 

處理完這些雜務之後,方老師的靈感就出現,發現天龍八部的特色並不是平排,而是有如一顆進化樹一樣,從下而上的進化狀態,今陳述如下:

夜叉是八部的最底層,屬陰氣未盡的一種現象!

蛇神是眾業相疊,但是嗔念未除,只能從任脈而出!

龍神是督脈相通,串連而成,手足俱足,動力十足!

金翅鳥是左右脈相通,羽翼已成,可以一飛衝天以上!

緊那羅是歌唱及文學歌劇,進入文學舒情說故事的演說狀態!

乾闥婆是舞蹈運動的完美藝術者!

阿修羅是武功蓋世、戰力強大的霸主形式!

天人是俱足人形、禮儀、服裝、法律都能夠重視的官場活動!

所以所有的修羅法界,都應該以這八種階段的修學,而達到脫離禽獸之野性和形態,而進化為為諸大菩薩的果位之中,才可以達到不退轉的進化過程!

 

(十二)滅佛探討

唐代早期的皇朝帝主,因為入主中原初得天下,帝國軍事強大;經濟富甲一方,所以對宗教的支持和貢獻都甚大,所以在玄宗皇帝之前出現大乘佛法的八大宗派,紛紛在宗派的學術上,都花費大量功夫去研究和從事翻譯的工作,但是在天寶十四年之後出現了安史之亂,因為玄宗皇帝好色誤國,國舅楊國忠把國庫掏空等事項,讓唐代的國力自此不振!

 

楊貴妃 (719756

    唐代蒲州永樂人(陜西華陰縣人)。通曉音律,能歌善舞。最初為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壽王的王妃,唐玄宗見楊玉環的姿色後,欲納入宮中,著為女道士,號太真。天寶四年(745)入宮,得唐玄宗寵幸,封為貴妃,(時玄宗年六十一,貴妃年二十七)父兄均因此而得以勢傾天下。貴妃每次乘馬,都有大宦官高力士親至執鞭,貴妃的織繡工就有七百人,更有爭獻珍玩者。嶺南經略史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因所獻精美,二人均被升官。於是,百官竟相仿效。楊貴妃喜愛嶺南荔枝,就有人千方百計急運新鮮荔枝到長安。

 

    後安史之亂,唐玄宗逃離長安,途至馬嵬坡,六軍不肯前行,說是因為楊國忠(貴妃之堂兄)通於胡人,而致有安祿山之反,玄宗為息軍心,乃殺楊國忠。六軍又不肯前行,謂楊國忠為貴妃堂兄,堂兄有罪,堂妹亦難免,貴妃亦被縊死於路祠。安史治亂與楊貴妃無關,她成了唐玄宗的替罪羔羊。

楊貴妃與西施、王昭君、貂嬋為中國古代四大美女。

(資料來源:中華人)

 

楊貴妃在日本的〝足跡〞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編審-尹懷哲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這是白居易「長恨歌」裡所形容的唐朝美女楊貴妃。不過,相傳安史之亂時「宛轉蛾眉馬前死」的楊貴妃,她的墳墓卻出現在遙遠的日本,這其中的原因,可是有個相當耐人尋味的傳說喔!

 

  位於日本山口縣油谷町的二尊院,院內有楊貴妃的墳墓,並藏有兩本古文書記載著當地關於楊貴妃的傳說,內容是這樣的:唐天寶157月,一艘空艫舟漂流到向津具半島西側的唐渡口,這艘船似乎漂流了很久,而船上有位氣質出眾的美女躺著,隨侍在側的侍女表示這位是唐朝天子,玄宗皇帝的愛妃楊貴妃。原本因為安祿山之亂而要被處死,但皇帝不忍心而命令近衛隊長秘密地做了手腳,讓楊貴妃坐船逃走,因而漂流到這裡。

 

  之後,救了楊貴妃的當地居民細心照料楊貴妃,但還是回天乏術。當地人將她葬在可看見海的久津丘上,而這個墳墓就是位於當今二尊院內的五輪塔。由於當地相傳參拜楊貴妃墓可「心想事成」,因此相當多的信眾就此聚集。另一方面,愛戀著楊貴妃的唐玄宗每天心情鬱悶,而在某一天晚上夢到楊貴妃,告訴他:「我漂流到了日本,但因身體虛弱而離開了人世。不過自己本來就不屬於人世,而是天上來的,所以我們兩人總有一天會在天上相見的」。

 

  玄宗相信了這個夢,立刻派遣白馬將軍陳安前往日本,為了憑弔楊貴妃的靈,還帶了兩尊佛像,即阿彌陀佛與釋迦如來。但是日本這麼大,陳安也不知道到哪去找楊貴妃,因此將兩尊佛像留在京都的清涼寺就回國了。不久之後,日本朝廷得到了楊貴妃墓在長門(今山口縣)久津天請寺的消息,就立即將兩尊佛像移到天請寺,日本朝廷賜名該寺叫做「二尊院」,這就是今天二尊院的由來。

  目前日本的二尊院內,除了有楊貴妃的墳墓以外,還有一尊白色的楊貴妃像,院內還種植著30株原產於中國山東省,楊貴妃最愛吃的「肥城桃」。二尊院所在的油谷町也被稱為「楊貴妃之里」,町內還有賣特產「楊貴妃麵包」喔!可見楊貴妃在當地已經成了繁榮觀光的重要景點了,如果傳說屬實,相信這是楊貴妃為細心看護她的人們,所留下最後的謝禮吧? 

(資料來源: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試論唐武宗滅佛的原因  牛致功 

2004-11-16 22:11:47 轉自“數字史學網”原載臺灣《中國文化月刊》19976月第207

 

在中國佛教史上,曾經發生了四次較大的滅佛事件。這就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這四次滅佛事件,有三次是發生在國家分裂時期的局部地區,只有唐武宗滅佛是發生在統一時期的全國範圍之內。所以,唐武宗滅佛的影響遠遠超過其他三次,研究唐武宗滅佛的有關問題也就顯得更為重要。本文正是基於這種想法而寫的。

  唐武宗滅佛的原因,有關論著涉及者不少,專論者不多。于輔仁先生的《唐武宗滅佛原因新探》《煙臺師院學報》,1993年第3期。一文,是近年來專文論述這一問題的大作,內容充實,很有深度,但其結論還難令人信服。故而在於先生的啟發下,再來談談這個問題。

  一 滅佛不是為了查殺宣宗

  于輔仁先生認為:唐武宗“滅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唐武宗與佛教的矛盾,實質上主要是與宣宗的矛盾。武宗毀滅佛教的原因,根本在於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隱身於佛門。滅佛,就是為了查殺宣宗,毀滅他的棲身之所。”

  關於宣宗與武宗的矛盾,宣宗被迫隱身於佛門的事,主要見之于韋昭度的《續皇王寶運錄》和尉遲■的《中朝故事》。這些資料,雖然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已明確表示“鄙妄無稽”而“不取”,但也不能否認今人不可據此再做結論。筆者認為,即使承認這個前提,于先生的結論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于先生說:“武宗禦宇初尚欽釋氏,而在會昌元年六月突然改變了態度,於自己生日棒決入內齋與道士談經的僧人,這很可能是由於武宗這時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門的消息,從而才把佛教視為異己力量。”武宗是否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門的消息,不得而知;但認為武宗初信佛,後通道,倒是言之有據。

贊寧說:“武宗禦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或者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回上意。”《宋高僧傳》中華書局版,第130頁。不過,這種武宗初信佛教,後受人蠱惑而改信道教的觀點,明顯有為武宗辯護的意思。

贊甯是北宋初年人,他的《宋高僧傳》是在太平興國七年(982)奉敕編撰的。既是奉敕而作,無疑必須迎合皇帝的需要。五代十國時,贊甯是吳越僧人,宋統一全國後,他受賜紫衣,可見他頗受北宋皇帝的賞識。

“所以書中往往流露出媚世之意,不敘高僧不事王侯的高尚事蹟,不主張高蹈,這倒是實在有悖於慧皎當初名其書曰《高僧傳》的初衷。”《佛教與中國文化》第167—168頁。如是,他把武宗崇道滅佛之舉歸罪於蠱惑者,以減輕佛門對武宗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武宗在會昌元年六月以前,甚至在未做皇帝的時候就是信奉道教的。《舊唐書·武宗紀》載:“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開成五年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錄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錄。”既然是未做皇帝時即已崇道,又在開成五年(840)秋剛做皇帝時即召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當然就不是會昌元年(841)六月突然改變態度才由信佛改為通道了。

 

  另外,于先生對所用資料的理解也欠確切。會昌元年六月十一日,在武宗生日這天,確有道士與僧人相對議論,“二個道士賜紫”。但棒決僧人卻是六月十五日的事。因為六月十一日南天竺僧三藏寶月“入內對君王,從自懷中拔出表進,請歸本國”。此事因越過主管部門右街功德使而直接上奏皇帝,故“犯越官罪”而於六月十五日“寶月弟子三人各決七棒,通事僧決十棒。”看來,僧人與道士相對議論,兩個道士賜紫,和尚“總不得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第391—392頁。可以視為排佛的信號,但棒決僧人是因為外國和尚違犯唐律而受懲處,二者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于先生認為武宗“於自己生日棒決入內齋與道人談經的僧人”是不符合事實的。

 

  第二,于先生認為“會昌二年、三年,武宗屢次下令對寺院僧尼加以勘問盤查,特別是嚴查沙彌、俗客、保外僧,後來又對寺院實行戒嚴式的管制,這可以看作是對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于先生所談的滅佛事實,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都有記載。但把這些事實視為對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顯然不妥。

 

  宣宗生於元和五年(810),到會昌二年(842)32歲。武宗應該知道宣宗的年齡。如果這時搜捕宣宗,首先應該從三十多歲的僧人中去找。其次,于先生很重視的《中朝故事》中又明確說,宣宗“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從長安到江表,又有一個地域的範圍。按照常規,依年齡、活動的地域查找逃者,是最有力的證據,其他像入佛門的時間、在佛門中的地位等,都是彈性很大,容易弄虛作假的。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會昌二年(842)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巧、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敕還俗。”燒練,指合練金丹;咒術,即念咒語行術法;禁氣,是修身練仙的法術;背軍,指離開軍隊為僧的;身上杖痕鳥文,指受官刑的人;雜工巧,指各種特殊的手工技藝。這些內容,既沒有地域、年齡的限制,也不符合宣宗的身份。

宣宗即使隱身佛門,也不會加入這些非佛門主流的行列;他只有按照正統的僧人打扮自己,才容易隱藏下來。再者,《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載的武宗排佛敕文中都把僧尼相提並論,宣宗不可能隱身於尼中。這說明武宗的滅佛令根本沒有針對宣宗的意思。

 

  會昌五年(845),武宗敕下:從四月一日起,年四十歲以下僧尼還俗,從十六日起,五十歲以下僧尼還俗,從五月十一日起,五十歲以上無祠部牒者還俗。後來,外國僧尼也必須還俗回國。為了查殺宣宗,使包括外國僧人在內的全部僧尼還俗,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國僧是被冤枉了。

即使宣宗隱身於僧中,僧還俗為民後,宣宗還可以隱身於民間,不能達到查殺的目的。如果真的要查殺宣宗,完全可以運用其他手段,如使認識宣宗的宦官或官員直接查找,或迫使與宣宗關係密切的人員提供線索等,都是更為有效的措施,何必一定要大海撈針呢?因此,把這看作“是對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很難令人信服。

 

  第三,于先生說:“滅佛過程中,對僧尼進行了殘酷的、非理性的迫害與殺戮,僅會昌三年九月,為了追拿一個可能隱身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殺新裹頭僧三百餘人。當時,僧尼幾乎被剝奪了一切生存的條件,寺舍被拆毀,錢財被沒收,衣物被燒毀。而一旦稍有違越,就構成犯罪,擅自出寺要被處死;不伏還俗要被決殺;自藏僧衣也要打殺……甚至無公驗,新裹頭僧都成了死罪。

這種情況,恐怕只能用強烈的恐懼與仇恨來解釋。而恐懼與仇恨的來源,恐怕正是武宗與宣宗之間勢不兩立的權力鬥爭。”武宗對僧尼進行殘酷的迫害與殺戮,確是事實。但于先生所舉事例,恰巧不能說明武宗與宣宗的矛盾。

 

  會昌三年(843)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劉從諫侄劉稹請求為兵馬留後。武宗接受宰相李德裕建議,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等率軍征討。九月,又對在京的昭義節度使進奏院採取了行動。

  進奏院是節度使駐京的辦事機構。昭義節度使進奏院在平康坊,萬年縣領。當時,昭義節度使的押牙■孫在京。武宗派兵逮捕■孫,■孫走逃,只將其妻子兒女殺死。因為有人報告:“潞府留後押牙■孫剃頭,今在城,僧中隱藏。”

於是,武宗敕令兩街功德使(元和二年後管理僧尼道士的官員)清查城中僧,“公案無名者盡勒還俗,遞迴本貫。”還對“近住寺僧不委來由者盡捉。京兆府捉新裹頭僧,於府中打殺三百餘人。”《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非常清楚,這次行動的目的是捉拿昭義節使押牙■孫,因@B06AB孫可能剛剃發為僧,所以,打擊範圍只限於新裹頭僧,更不包括尼在內。這種有目的有範圍的迫害僧人,當然和查殺宣宗無關。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內容,是論證武宗即位後宣宗隱身佛門,隨時有取代武宗的可能,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提出這個論題的根據是一條讖語。《入唐求法巡禮行紀》卷4載:道士奏雲:孔子雲:“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窮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雲:“李字十八子,為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歟。”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資料論證後得出結論說:“唐武宗時期那句神秘的讖語極可能是有來歷的,其中說的黑衣天子,須是暗指避入佛門的皇叔李忱(唐宣宗)。”于先生正是根據這個線索,認為武宗滅佛的原因是武宗與宣宗的權力鬥爭。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

 

  其實,這條讖語出之于道士之口,只能說明佛道之間的矛盾,不能說明武宗與宣宗的權力鬥爭。“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顯然是說有以“黑衣”為標誌的人要對李唐皇帝取而代之。如果宣宗代替武宗,只是李家內部由十八代到十九代的問題,根本沒有必要“恐李家運盡”。這更進一步說明,武宗滅佛並非查殺宣宗。

再者,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換代者並非始于唐武宗滅佛時。

南北朝時,宇文泰就因為“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代黑承運之象,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宇文泰)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為黑,用期訛讖之言。”《廣弘明集》卷8《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不難看出,這是宇文泰對北魏改朝換代的手段。

北齊皇帝也因“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高歡)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北齊書》卷10《高歡傳》。齊文宣帝高洋崇佛,曾命“道士皆剃發為沙門”,致使“齊境皆無道士”。《資治通鑒》卷166紹泰元年八月條。但他還相信這種讖語,牽強附會的認為黑莫過於漆,漆與七同音,故而將其七弟高渙殺死。

因此,如果說這是反佛者從政治上攻擊、陷害佛教,倒是合情合理的。

因為任何一個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被人奪去,所以,這種讖語很容易發揮作用。唐武宗滅佛時,道士有意煽動武宗進一步滅佛,散佈這種讖語,也不過是前人的故伎重演,為什麼就是針對唐宣宗呢!

 

  第四,于先生說:“武宗滅佛不久,宣宗即位,馬上大興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於:佛門曾是宣宗的避難之所,而又為宣宗隱藏付出了代價。所以,宣宗興佛教實在有還原報恩之深刻動機在。故而才不顧大臣之懇切論諫,興佛於既毀之後。”

 

  首先,應當明確,前一個皇帝滅佛,後一個皇帝興佛,這不是唐代佛教興衰的特點。北魏太武帝滅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複佛法”《魏書》卷5《高宗紀》。。北周武帝滅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複佛像及天尊像”《周書》卷7《宣帝紀》。。由此可見,武宗滅佛不久,宣宗即位馬上就大興佛教,並不能說明武宗與宣宗的根本對立。

多次滅佛都能很快得到恢復,主要是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日益中國化了,在中國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作為一種精神力量,也往往有助於最高統治者鞏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用暴力手段滅佛是不能持久的。

代宗末年,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

德宗曰:“叔明此奏,可謂天下通制,不唯劍南一道。”

後經眾臣議論,都官員外郎彭偃有理有據地補充了李叔明的意見。

雖然“上頗善其言”,但因為“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舊唐書》卷127《彭偃傳》。

由此可見,即使認識到佛教對國家的危害,滅佛的措施也難以實行。I

 

  杜牧(803—853)是一個激烈的反佛者,但他又認為佛教“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宣宗即位,因為“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樊川文集》,第155頁。。故而對佛教有所恢復。恢復佛教也是逐步的,有限度的,談不上是“大興”。

 

  大中元年(847)閏三月宣宗敕:“會昌季年,■省佛宇。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厘改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儲,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複能修創,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舊唐書》卷18下《宣宗紀》。

敕文中要恢復的寺宇,只限於會昌五年四月所廢者,恢復的程度是“有宿舊名僧,複能修創”者。這當然不能視為大興佛教,至於說宣宗不顧大臣之懇切論諫而興佛教,也不符合事實。

  大中五年(851)六月,進士孫樵上言:“願早降明詔,僧未複者勿複,寺未修者勿修。”七月,中書門下奏:度僧必須慎重。“鄉村佛舍,請羅兵日(停止對吐蕃用兵後)修。”十月,中書門下又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切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

這些對恢復佛教要考慮輕重緩急,還要量力而行的建議,宣宗都表示“從之”。《資治通鑒》卷249,大中五年六月十七日。大中十年(856)十月,宣宗又下敕,指定於靈感、會善二寺設戒壇,僧尼只有在此二壇受戒才能得到公牒。

可見對僧尼在數量上的恢復也有嚴格的限制。這些都說明宣宗不是不顧大臣的懇切論諫,一意孤行地興佛,而是逐步地、有限度地恢復佛教。

 

  其次,反佛者根本沒有從理論上駁倒佛教盛行的理由,而且,還常常在論戰中失敗。例如,反佛者常說:“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而崇佛者則反駁道:“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廣弘明集》卷15《內德篇》。

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歸結為執政者本身,當然比反佛者歸結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另如,反佛者都認為:“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崇佛者則以事實駁斥道:“夫由餘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遐邇。”《廣弘明集》卷15《辯惑一》。

顯而易見,崇佛者的說理更為深刻。因為反佛者的軟弱無力,所以,從南北朝到唐代,雖有三次滅佛,但佛教還是顯示了不可阻擋的愈益盛行之勢。

 

  再者,滅佛也帶來一些不利於社會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載:“唐國僧尼本來貧,天下僧尼盡令還俗,乍作俗形,無衣可著,無物可吃,艱窮至甚。凍餓不徹,便入鄉村,劫奪人物,觸處甚多。州縣捉獲者,皆是還俗僧。”

李德裕也說:“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李文饒文集》卷12《請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狀》。有些還俗僧生活困難,擾亂社會秩序,被視為“器識深遠,久曆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舊唐書》卷18下《武宗紀論》。的宣宗,恢復佛教,給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基於以上原因,宣宗恢復佛教,就不是針對武宗本人的問題,而是崇佛者對反佛者鬥爭的又一次勝利。

 

  二 滅佛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問題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經濟問題當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間,傅奕就指責僧人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舊唐書》卷79《傅奕傳》。。武則天為了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興佛,狄仁傑上疏道:“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不少。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舊唐書》卷89《狄仁傑傳》。

 

  唐中宗時,韋嗣立針對中宗“崇飾寺觀”而上疏道:“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竟崇瑰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余,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舊唐書》卷88《韋嗣立傳》。

同時,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今天下之寺盡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舊唐書》卷101《辛替否傳》。如果說武德年間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賦,對國家不利的端倪,那麼,中宗時的韋嗣立、辛替否就尖銳地提出大興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財政上的支出,使國家府庫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災害年月,寺塔不能解決眾人的饑餓。顯然這是國家與佛教在經濟上的矛盾有所發展的反映。

 

  安史之亂以後,這種矛盾進一步發展了。德宗時,彭偃參加了有關佛道問題的議論。在他看來:“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他把這看作是一種“人害”,“去人害”的辦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樣繳納租稅。他的具體措施是“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如果這樣使僧道“就役輸課”,他們對國家的貢獻,“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舊唐書》卷127《彭偃傳》。

 

文宗也認為:“一夫不耕,人受其饑;一女不織,人受其寒。安有廢中夏之人,習外藩無生之法!”《唐大詔令集》卷113《條流僧尼敕》。故而下敕整頓僧尼。文宗還說過:“古者三人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武宗即位,更憤怒道:“窮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155頁。

 

  武宗還充分論述了崇佛窮國的原因:“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舊唐書》卷18《武宗紀》。

  

據以上所述,從反佛者對佛教的態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亂以後有很大的發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間在經濟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賦,興佛加重政府的財政支出。而安史之亂以後則是大力呼籲要對佛教的發展採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樣繳納租賦,文宗要整頓僧尼,武宗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晉、宋、齊、梁“物力凋■,風俗澆詐”的教訓,從而大肆滅佛,正是這種矛盾日益激化的結果。

 

  武宗時的宰相李德裕是滅佛的主要參預者。

早在敬宗時,他在浙西觀察使任內,就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限制。

例如,“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徐州節度使王智興為了聚斂財富,他以敬宗生日為由,於泗州(今江蘇盱眙)置僧壇,以取厚利。江、淮以南的人,很多都北渡淮河,落發為僧。

對此,李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發,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發者無算。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有十四人是舊日沙彌,余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卻六十萬丁壯。”

由此可見,當時已有人把增加僧徒做為損國肥私的手段。如果60萬丁壯轉入佛門,就是政府損失60萬人的租賦。正因為如此,敬宗雖然是個“荒僻日甚,遊幸無琚A疏遠賢能,昵近群小”的皇帝,但也不得不“即月詔徐州罷之”。《舊唐書》卷174《李德裕傳》。勿庸置疑,佛教在經濟上給政府造成的損失,昏庸無能的皇帝也是非常敏感的。

 

  李德裕對武宗滅佛大加稱讚。他說:“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闌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他認為這是武宗“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膏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為後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

看來,李德裕對武宗滅佛是興高采烈。因為他認為這是解決了“耗蠹生靈,侵減租稅,國家大蠹,千有餘年”,唐高祖欲解決而未能解決的大問題。《李文饒文集》卷20《賀廢毀諸寺德音表》。李德裕不管是做地方官,還是宰相,對佛教的態度是前後一致的。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影響政府的財政來源。基於這個觀點,他積極主張滅佛。這充分說明。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膨脹的必然結果。如果說武宗以前的皇帝為什麼沒有滅佛,主要是矛盾的發展還不到最尖銳的程度。

 

  三 滅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問題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堨e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

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男女婚配,生兒育女,使社會得以延續,也就是要人們重視現實的人生。

而佛教則宣傳因果報應,輪回轉世,使人們希望在死後有個好去處。

前者重生,後者重死,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唐武宗滅佛和這種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密切相關。

 

  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認為佛教宣傳“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佛經是“妖書”,它迷惑百姓:“佈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惡逆,身墜刑綱,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這是“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完全是欺騙。

  在傅奕看來,“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有佛。”這是“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顯而易見,傅奕認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權力是相互對立的。人的生與死是自然現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視富貴貧賤為佛的作用就是竊奪了君主的權力,為害於政。

他還說:“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教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為了尊君奉親,以行忠孝,

他主張“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男育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這樣,“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舊唐書》卷79《傅奕傳》。

實際上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達到鞏固唐朝政權的目的。無疑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

 

  韓愈自稱是孔、孟思想的繼承人。他反佛的情緒激昂慷慨,但其反佛的言論內容,沒有超出傅奕思想的範圍,仍然是指責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不利於鞏固唐朝政權。

憲宗幾乎殺了韓愈,並非因為他不知道韓愈對他忠心耿耿。

韓愈被貶潮州刺史以後,又上書憲宗。憲宗道:“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舊唐書》卷160《韓愈傳》。

既然憲宗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君主的地位,不言而喻,佛教和儒家的矛盾也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了。

 

  杜牧也曾對佛教進行過猛烈的抨擊。他尖銳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偽內而華外”,大秤大斛進,小秤小斛出,靠欺騙發財致富;基層小吏,靠敲詐勒索聚斂財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層大官,假公濟私,公開掠奪,“人不敢言”。

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

結果是“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樊川文集》,第154頁。完全是做交易。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正是背道而馳的。

爾虞我詐,損國肥私,當然不利於鞏固政權。這些被儒家指責者的所作所為,佛教認為事佛即可得福。這種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武宗滅佛也考慮到佛教與政權的關係。他說:“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舊唐書》卷18《武宗紀》。

所謂“以文理華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

唐太宗說過:“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貞觀政要》卷10《慎終》。

唐太宗的“文過於古”,就是學習了治國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謂的“以文理華夏”,自然也是這些內容。

 

  會昌三年(843)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韋宗卿撰《涅■經疏》20捲進呈武宗,武宗閱後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國華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韋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業;溺於邪說,是煽妖風。”還說:“而韋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揚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書,輒有輕進。”《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

最後,他命焚燒此書,不得外傳。在武宗看來,韋宗卿是國家官員,衣冠望族,理應宣揚儒家思想,但他卻迷信佛教,“妄撰胡書”。

顯然,武宗認為儒家思想是治國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國家。由此可見,政治問題也是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

 

  至於說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佛教傳入中國後,則是“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韓昌黎文集校注》,第613頁。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談。從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這些問題。這種理論雖然極其膚淺,不值得一駁,但能夠屢次談起,產生一定影響,主要是因為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以皇帝為中心的專制政權,最高統治者容易接受,這又說明,佛教與皇權之間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

 

  四 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傳入中國後,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衝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矛盾重重。為了爭取最高統治者的青睞,佛道兩家常常進行激烈的辯論,從而兩教的地位也常有變化。

 

  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鮮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晉接觸以後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拓跋■、明元帝拓跋嗣,“亦好黃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燾“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道士)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行其術”《魏書》卷114《釋老志》。。故而後又滅佛。

  北周武帝最初決定:“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周書》卷5《武帝紀》。後又滅佛。

到了唐代,貞觀十一年(637),太宗決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上元元年(674),高宗又決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須更為先後”。

天授二年(691),武則天又決定:“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景雲二年(711),睿宗又決定:“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唐會要》卷49《僧道立法》。這都說明佛道之間的矛盾是長期的,不是偶然的。

 

  佛教雖然是外來宗教,但其教義的理論深度遠遠超過道教,故而能夠取得上層社會人士的信仰。從另一方面說,教義的某些內容也頗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

例如,因果報應,輪回轉世說,可使受苦受難的人們寄希望于來世。

只要信佛,一切罪過,甚至死罪,也可以倖免。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見絀。

 

  在對待死的問題上,佛教宣揚只要信佛,死後可以成佛或到理想的另一世界去。而道教則揚言人可以長生不死,通道者可以修成神仙,到天上或海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人死後是否可以成佛或到另一個世界去,無法驗證;長生不死則實在不能實現。

這就決定在爭取廣大群眾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黃永年:《佛教為什麼能戰勝道教》見《佛教與中國文化》。

 

  長生不死雖然不兌現,但作為最高統治者,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永遠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他們總對長生不死抱有一線希望。同時,他們對道士所開的無法辦到的仙藥,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權威,認為自己可以得到。

例如,會昌五年(845)正月,道士為武宗開的仙藥是:“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這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武宗卻派人四處尋找。八月,又“令諸道進年十五歲童男童女心膽,亦是被道士誑惑也”。《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由此可見,道士為皇帝煉製長生不死藥的手段,確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事實上,確有不少皇帝迷信于此。

清人趙翼總結說:“古詩雲: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也。”但是,唐代皇帝並未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而又“以身試之”。

太宗因服藥後,“遂致暴疾不救”。

“憲宗又惑長生之說”,服金丹而“暴崩”。

穆宗信道士“餌金石”而死。

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劉從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帶采藥。

武宗更“早好道術”,即位後又召道士煉丹藥,結果又為丹藥所誤而亡。

宣宗雖然殺了道士趙歸真,還有人勸他“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醫李元白所治長年藥”,以致“疽發背而崩”。

“唐代服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何謂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其死耳。”《廿二史■記》卷19《唐諸帝多餌丹藥》。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視道士煉丹制藥,幾乎為其所誤。

 

  趙翼的論述頗為深刻。正是由於皇帝“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雖然在理論上難以戰勝佛教,但在這方面卻能迷惑執迷不返的皇帝。不難看出,武宗崇道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道教利用了武宗的“貪生之心太甚”,欲以通過排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

 

  總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視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貪生之心太甚”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魏晉以來形成的門閥士族,到唐初雖已衰落,但還有相當的社會影響。李淵家族並非名門世家,為了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利用道教祖師老子姓李的巧合,尊老子為李唐皇室的祖先。這樣一來,道教的地位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

 

  佛教在教義上的優勢,使道教難以匹敵。於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優勢排斥佛教。

武宗滅佛正是這種矛盾的發展和激化。

  道士趙歸真對武宗滅佛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趙歸真在敬宗時受到重視,武宗早就和他相識。

 

李德裕曾勸武宗說:“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緣歸真在敬宗朝入宮掖,以此人情不願陛下複親近之。”武宗拒絕道:“我爾時已識此道人,不知名歸真,只呼趙煉師。在敬宗時亦無甚過。我與之言,滌煩爾。至於軍國政事,唯卿等與次對官論,何須問道士。非直一歸真,百歸真亦不能相惑。”《舊唐書》卷18上《武宗紀》。

李德裕是武宗非常信任的宰相,但他不相信李德裕對趙歸真的非議,而且趙歸真在被文宗貶往嶺南以後又被重用,可見武宗重視趙歸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武宗滅佛是從重用趙歸真等道士開始的。

開成五年(840)秋,武宗剛做皇帝就召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同時還進行崇道活動。

當時就有人反對。“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舊唐書》卷18上《武宗紀》。武宗置之不理。這主要是道教長生不死的騙術對他產生的誘惑作用。他重用趙歸真等道士的原因也在於此。

《唐語林·政事上》載:“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氏,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

《舊唐書·武宗紀》也說:“歸真自以涉物論,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

這都說明武宗要求長生的願望十分迫切,從而使他相信道教,排斥佛教。

 

  武宗崇道的思想是與日俱增的。

會昌元年(841)六月,他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並令其與趙歸真于禁中修法錄。

會昌三年(843)五月,築望仙觀於禁中。

會昌四年(844)三月,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由於武宗迷信道教,以趙歸真為師,所以,趙歸真常在武宗面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會昌五年正月,“敕造望仙台於南郊壇。時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諫官上疏,論之延英(殿)”。《舊唐書》卷18上《武宗紀》。武宗仍然一意孤行。

 

  崇道的同時,又生排佛。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載,崇道與滅佛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會昌二年(842)十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違犯佛教清規戒律的僧尼,必須還俗。

敕文還規定:有財產的僧尼,要沒收其財產,不願被沒收者,必須還俗為兩稅戶。

很明顯,這是政府與佛教在經濟上發生利害衝突的反映。

另外,有一名為眩玄的僧人自稱可做“劍輪”,並謂可領兵打敗回紇。

結果他做“劍輪”失敗,武宗將其斬首。此事更促使武宗滅佛。

 

  會昌三年(843)九月,因惑疑昭義節度使押牙■孫削髮為僧,兩街功德使又迫使大量僧尼還俗,甚至不少僧人被殺。

  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又有敕下:“不許供養佛牙。”同時還規定:代州五臺山,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台,鳳翔府法門寺,因寺中有佛指,故而不許置供及巡禮。

另外,還對這些地方的僧尼進行檢查,凡“無公驗者,並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還嚴格限制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毀拆天下山房藍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充入色役。”

 

  會昌五年(845)三月,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

首先,規定天下寺舍,不許置莊園。

其次,又令檢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財產情況如何。

對諸寺的財產及貨賣奴婢的收入全部沒收。

最後,又迫使幾乎所有的僧尼還俗或失去自由。

 

  綜上所述,武宗時佛道之間的矛盾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道士乘機再製造輿論,宣稱將有黑衣天子取代武宗,暗示僧人威脅武宗的地位,從而更使武宗堅定滅佛的決心。由此可見,道教利用政治的優勢排斥佛教,是武宗滅佛的直接原因。  

 

  (原載臺灣《中國文化月刊》19976月第207期,後被選入《中國新時期社會科學成果薈萃》,又被收入《中國教育大精典》)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唐史)

 

(十三)宗教演變

上述的滅佛文獻,是以凡夫肉眼所見的歷史事實為依據而說!

如果今天方老師採用全新的觀念來看待,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見解和意見:

方老師今天以龍的傳說為綱領,推論佛教之衰敗滅亡,其實乃在於諸龍的興衰演變而成,作為依據的論點:

1)佛法在印度的興盛時代,乃得天時地利人和而成,但是發展到龍樹菩薩的時代,曾經出現分裂之社會現象,經過龍樹菩薩多年之進行辯論和鬥法,把這些分裂破壞的宗教現象重新鞏固恢復統一的現象,平息了部派之爭,但是龍樹菩薩只找到六條真龍,因此只能作到「六合」的效果就不能再有所作為,所以借刺客行刺而死的消息,隱藏身份遁世到深山之中避世!

但是部派之爭的後遺症並沒有停止,戰火仍然在蔓延,龍智三藏對密教之中最深奧的諸龍操縱術,並沒有獲得龍樹菩薩之親傳,所以追踪訪查經過二十年之後,終於把躱藏深山的龍樹菩薩找了出來!但是這一次龍樹菩薩又再借死而遁,只不過不是假而是真死,讓整個密法部之中最高深的降龍之術失傳!

龍樹菩薩在臨死之前,耳授野店酒保伙記,告訴他死後要轉世跟隨龍智三藏,學習金剛界曼荼羅的密法,然後把密法帶離印度進入東土的中國,所以金剛智完成學習之後,就看到觀音菩薩示現請他東行出海到中國,途經馬六甲海峽時八龍相聚,在此等候金剛智多時,其實乃當年龍樹在死前之各種安排所致!

 

八條宗教的巨龍離開印度到中國,不久之後印度的佛教就全部瓦解滅亡,其實不能全怪回教徒的凶狠殘暴,真正的原因是八龍出走印度到遠方中土安居,所以佛法全盛於大唐,而大乘八大宗派之紛立,乃唐代中土佛法大盛之最高潮狀態,原因乃八龍在中土之影響所致!

 

但是當金剛智祈雨之後,九龍瘋狂演變成狂風大雨成災,洪水為禍的憾事直達法界天庭,所以九條真龍都必須分開在不同地域發展,不准再相聚在一起玩耍:

九子龍王之發配情形:

贔屭,一名霸下,形似龜,好負重,發配在少林寺聖地鎮守禪宗道場!

螭吻,成為今日廟宇殿頂、堂塔樓閣等高處的龍或屋上的獸頂、發配於西藏拉薩聖地觀音道場鎮守!

蒲牢,形體似龍而體積較小,性好鳴叫,成今日鐘上的獸鈕。後來禪寺齋堂也懸吊魚梆,據說也表示魚化龍的「超凡入聖」的意思。發配於五台山文殊菩薩之聖地鎮守!

狴犴,一名憲章,形體似虎而有威力,立於官衙門扉或牢獄的大門上。發配到九華山的地藏菩薩聖地鎮守!

饕餮,好飲食,所以立於鼎蓋,成為中國古代銅器最重要的裝飾圖案。發配到淅江省普陀洛迦山觀音道場!但是多年前已經除役,居住在上海長江之河底!

蚣蝮,性好水,所以立於橋柱;一作帆蚣,好飲。本來被善無畏帶入北美洲,後來被三位女巫阻擋進入美洲,恐怕巨龍為害於人間,所以被鎖住上中下三個丹田,鎮壓在加拿大格陵蘭的深峽之中!

睚眥,性好殺,所以立於刀環等兵器上。此龍好鬥,沒有宗教的菩薩聖地肯收留,所以常存在軍人身上,曾追隨蘇氏家族之祖先多年,在前朝歷史之中,戰績輝煌。蘇師兄的父親去世之時,曾接到一張由國家頒發給他父親的奬狀,上書:『歷經大大小小四百場戰役!皆能英勇作戰最後都能全身而退』,確實證明蘇氏家族的在戰場之中的表現,戰鬥力非常人可比!

金猊形體似獅,性好煙火,立於香爐兩旁。發配到山東道家之用,後來全真教之創立之時,乃這一尾金猊巨龍之功勞!

椒圖,形體似螺蚌,習性好閉,立於大門舖首。發配到四川峨嵋山之金頂上,鎮守普賢菩薩之聖地!

 

九條真龍接受法界如此處罰,並沒有任何反對或怨言,但是人世間上卻有唐武宗滅佛之舉,真的是人天怨憤的一種處罰吧?自從九龍分別發配不同地區替宗教服務,自此之後佛教宗派對學術的研究日少,而宗教之道場卻成為社會人士留連之所,觀音菩薩(普陀與拉薩)、文殊菩薩之五台山、普賢菩薩之峨嵋山、地藏菩薩之九華山,道教勝地的名山,包含四川的青城山、都變成遊人遍地的聖景,原本上流學者研究的佛道兩教,就轉變成粗陃百姓都可以去遊覽燒香之廟宇,皇室文武百官尊崇的高級宗教活動,就演變成民間流行之宗教自由信仰!

 

因為九龍發配諸大名山鎮守宗教聖地,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宗派爭鳴的時代就不再,只餘下尋幽探聖的遊人,率領宗教弟子朝聖的進香團,或者朝山禮佛的遊客增多,到仙山聖地拜訪的旅行團就增多,所以九子龍王的法界變化,卻影響著人世間的宗教信仰模式的改變!

 

(十四)成佛大業

今天九龍經歷了一千三百年的時間之後,幽閉禁錮的處罰時間已經過去,所以方老師才可以如此輕鬆就能夠替他們解放鐵鎖,弄斷鐵鏈解放他們重獲自由,但是九龍隔別一千多年之後再相會時,這一個世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呢?

 

從歷史上的記錄之中所顯示,這樣的真龍出世的機會其實不多,印度的宗教哲學思想對於龍的傳說,似乎並不適合放在這九條龍上使用,反而是以中國古老的傳說之龍生九子的特質,來解釋這九條龍的特質比較相融!

 

因為單純的在宗教上分類,天龍八部的層級並不高尚,似乎並不應該在佛法上之修練出現任何爭論或意見?更不應該把龍智三藏和龍樹菩薩之鬥爭,因為龍的問題而捲入旋渦,所以方老師對這九條龍的看法產生了許多的疑問?

 

方老師從本身經歷過的成佛修持過程中,似乎所有的成佛經驗,當到達了最後一層的位置時,一直都有似乎是意猶未到?卻不知道問題究竟在那媯o生?

這種感覺、應該就在當年龍樹菩薩和龍智三藏之間的問題恩怨所在?

因為花費一生時間去修持,卻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東西,必然會令人產生很大的感概!

但是只知道一些卻不知道另一些,這也是成為一代宗師的煩惱所在?

兩位大師在一百多年的相處經驗之中,活到兩百歲之後還會產生爭執的問題,除了在成佛十號之中的實相不能獲得之外,相信其它的佛法都並不構成任何問題,而衝突點如果放在龍樹菩薩身後的諸大龍王之上,必然是這六條龍王在龍樹身上出現之後,其它世人採用任何方式修煉都必然無法突破障礙,一山不能藏二虎!如果是一佛出世、就不會出現兩佛升天的局面!龍智三藏本是雪山老人,守護龍宮三寶花了好幾百年的時間,卻一直都不能突破修持上的問題,但是龍樹菩薩卻可以一步一步的登上勝境,輕鬆的登入成佛的寶座中,因而心生強烈的憎怨惱恨之心乃理所當然!

 

因此!這九條真龍如果配合成佛十號的特色配對,其實是可以分配如下:

第一子贔屭,一名霸下,形似龜,好負重,這便是石碑下趺的由來。

適合配上無上士之特色,因為有開天闢地,唯我獨尊之特質!

 

第二子螭吻,形體似獸,習性好張望,成為今日廟宇殿頂、堂塔樓閣等高處的龍或屋上的獸頂、殿角的走獸。

適合配善逝之特色,因為能夠瞻望順利飛天之宗教性特質!

 

第三子蒲牢,形體似龍而體積較小,性好鳴叫,成為今日鐘上的獸鈕。禪寺齋堂也懸吊魚梆。

適合配應供之特色,因為有大聲叫喊,召眾相聚,開飯應供的特質!

 

第四子狴犴,一名憲章,形體似虎而有威力(好訟),所以立於官衙門扉或牢獄的大門上。

適合配正偏知之特色,因為有爭辯正名、辨明是非、分辨善惡好壞之特質!

 

第五子饕餮,好飲食,所以立於鼎蓋,甚至成為中國古代銅器最重要的裝飾圖案。

適合配天人師之特色,鐘鼎美食之應供、自然有人天師表,客似雲來,入座接受供養之特質!

 

第六子蚣蝮,性好水,所以立於橋柱;一作帆蚣,好飲。

適合配明行足之特色,因為有流水千里,匯百川而入大海,有深遠皆可通達之意!

 

第七子睚眥,性好殺,所以立於刀環等兵器上。

適合配調禦丈夫之特色,有殺雞警猴、深入險處、警惡鋤奸、除惡盡的教育特質!

 

第八子金猊(狻猊),形體似獅,性好煙火,因此立於香爐兩旁。

適合配世間解之特色,有燒香拜拜,可求上天回應,解我心中疑團之特質!

 

第九子椒圖(椒塗),形體似螺蚌,習性好閉,所以立於大門舖首。

適何配如來之特色,有敲門即知,有求必應,大開方便之門的特質!

經由如此絕配之後,方老師就發現所謂九龍匯合,自然就會引發人天大事,產生第十條真龍出世的局面,所以新佛出世以「世尊」之名號出現,世間就可以十全十美的完成全部成佛的各種要求和各種的實相成就,原來就是要在今天才會真正的出現!

 

也許每一次的龍,在相會之後都會多生一子!

因此倒過來推論佛教的發展時,每一佛的出世都最少有一條真龍會出現,當所有的諸佛時代進入末法之後,全部的功德力量匯集就會成為一條真龍,因為諸佛菩薩進入退化狀態,所以無法看到他們的頭臉,也不能看到他們的本來面目,所以諸佛菩薩的福德功德匯合成一條真龍,每一佛出世之後就會增加一條真龍,所以經歷七佛之後就會有八條真龍面世,當年釋迦牟尼佛以八正道成就成佛之尊,其實應該是八條真龍相會合之後而產生?

 

今天雖然是彌彌第八佛登成佛寶座,卻會有九條真龍出現,顯示在二千五百年間的時空之中,成佛修持的力量其實已經達成第九條真龍的出世條件!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應該是:

1)如何讓第十條真龍出世?

2)真龍出世之後,所表示的真實意義何在?

3)世人應該如何使用這一條真龍?

 

如果從環境時勢造就英雄的理論來說明真理的話:

(1)    過去古老諸佛的時代,從來就沒有一位,能夠達成最後的一段修持!

(2)    這次的真龍相匯,新佛出世雖然會變成新的救世主,但是他的意義不應該局限在宗教體系之中,而應該解放出來放置在透明的社會大眾之中,接受檢視和關懷!

(3)    目前全球的問題,出現在環保的焦點變化之上,科學上的數據顯示地球可能只有一百年間的壽命,人類可能會面臨星球死亡毁滅的未來壓力之中,有如本書第一篇文章堜瓟秅峎P際迷團一樣的故事,因為很快的出現,在地球的資源用盡之後,地球會進入不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狀態中,這個時候科學家尚未能夠把人類大量移民送出外太空去選擇未來的生存世界,而最後必然把責任和希望寄存在宗教家的手上,祈望新佛出世之後,如何引渡大家逃過這一場人類自取滅亡的災劫!

如果答案是這樣的進行,則新佛出世並不會帶來太多的喜悅,而是告訴大家一個可怕的惡夢,因為人類為了一己之生存,為了一己之私利,把整個地球資源都掏空了,變成無有意義的金錢、鈔票、各種黃金、鑽石和寶石等等,在一百年之後,全人類都會吃到這一隻惡果,懲罰來自大自然的災變增多,颱風颶風和各式的龍捲風、乾旱、大雨、洪水會在不同的地方出現;地震、氣溫會變成難以捉摸的異常天候反應;糧食不足產量不足會餓死許多窮困的兒童,人類長期糧食供應不足之後所產生的災難,也許比天災更為可怕!

只有新佛出世一個人,獨力去承擔全世界的危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大事!

人類要懂得自救之後,才會真正獲救!這就是龍的傳說全文的真正意義!

41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