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北京人

 

“北京人”的發現

 

  在中國,很早就有了關於“龍”的傳說和神話。

而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地下經常會埋有硬硬的象石頭一樣的奇形怪狀的動物骨頭和牙齒,這些骨頭和牙齒還能具有止血等醫療作用。

富有想像力的中國人自然就把這些樣子奇特同時又多少具有些“奇效”的骨頭和牙齒稱為“龍骨”、“龍齒”。

現在我們知道,這些所謂的“龍骨”實際上都是脊椎動物化石,

特別是哺乳動物的骨骼化石,其中有象、犀、馬、牛、羊、豬、鹿等等;所謂的“龍齒”,也就是這些動物的牙齒化石。

 

中國的“龍骨”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注意。

19世紀末期,一位名叫哈貝爾的德國醫生來到北京行醫,從中藥店媔R了許多“龍骨”和“龍齒”。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北京被糟蹋得一塌糊塗,百姓命都難保,那還顧得上治病。哈貝爾的生意也就作不下去了,只好回國。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帶了一箱“龍骨”和“龍牙”。

1903年,當他回到德國以後,就把這些化石送給了著名的德國古脊椎動物學家施洛塞爾教授進行研究。

施洛塞爾從中發現了一顆既象人又象猿的牙齒,這顆牙齒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1914年,安特生應中國政府的邀請來華擔任礦政顧問,協助中國開展煤田及其它礦產資源的調查。

他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念念不忘在歐洲時就知道的中國的“龍骨”,經常以各種途徑收集化石。

 

  19182月的一天,在北京任教的的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拿出了一些裹在紅色粘土中的碎骨片化石給安特生看,並且告訴安特生化石產地是位於北京西南方向的周口店附近的雞骨山,還說那埵釩雃h保存有類似堆積物的山洞。

安特生非常興奮,就在322日騎著毛驢到雞骨山去考察了兩天。

 

周口店位於北京城區西南約50公里,那一帶的地層出露情況很好,尤其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積物保存得非常完全。

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上,距今4億年前的奧陶紀形成的石灰岩非常發育,岩層很厚。

石灰岩很容易被帶酸性的水溶解,因而在岩體內部有裂縫的地方,含有酸性物質的地下水長年累月的溶解作用就使得那塈峖角F許多的洞穴和裂隙。

洞穴和裂隙一旦形成,水流等作用就會將當時周圍環境中的泥沙連同死去的動物屍體帶到堶惆荂A久而久之,這些泥沙層層累積就形成了裂隙堆積或洞穴堆積物,而裹埋在其中的動物屍體的硬體部分如骨骼等就變成了化石。

 

雞骨山就是這樣的一座石灰岩小山,位於周口店火車站西南約兩公里處。

化石就發現在裂隙堆積中的一種深紅色砂質粘土堙C

安特生來到的時候,含化石的裂隙堆積周圍的石灰岩由於人們需要燒制石灰而被開採殆盡,只將裂隙堆積物孤零零地遺留在那堙A象一座小塔一樣。

安特生在此進行了小規模的發掘,找到了兩種數量很多的齧齒類動物和一種食肉類動物的化石。

 

此後的兩年,安特生著重于研究發現于河南的大批三趾馬,將雞骨山的事暫時擱在了一邊。

 

腫骨鹿

  1921年春,奧地利年輕的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在維也納取得了博士學位。

剛剛進入夏天,他來到了中國,打算和安特生合作從事三趾馬動物群的發掘和研究。

為了使師丹斯基體驗一下中國的農村生活利於將來的工作,安特生就安排他先來到周口店繼續發掘雞骨山。

 

8月份的時候,安特生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亞洲考察團的首席科學家,葛蘭階一起來到周口店,目的是給師丹斯基傳授美國先進的發掘技術。

一天,正當他們在雞骨山發掘的時候,一位老鄉走過來對他們說,離這堣˙溥晹酗@個地方,能夠採集到更大更好的龍骨。

他們跟著那位老鄉來到周口店火車站西面150米的一個廢棄的石灰岩採石場(這就是現在的龍骨山),老鄉指給他們一條添滿了堆積物的裂隙看。

 

他們在那媟j索了不大一會兒,就發現了一件豬的下頜骨化石。

接著,他們又發現了許多動物化石,有犀牛、鬣狗和熊等;其中最令他們感興趣的是一種下頜骨骨質極端增厚的鹿類化

石,後來被命名為“腫骨鹿”。

 

就在這個新地點,安特生注意到堆積物中有一些邊緣鋒利的白色脈石英碎片。

他認為,用如此鋒利的刀刃似的石片切割獸肉應該是毫無問題的,因此,它們很可能就是被我們人類祖先用過的石器。

安特生對這一發現與推測感到十分高興,於是就輕輕敲著岩牆對師丹斯基說:

“我有一種預感,我們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堙C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去找到他。

你不要著急,如果必要,你就把這個洞穴一直挖到底。”

  安特生和葛蘭階走後,師丹斯基在周口店繼續工作了幾個星期,在這個新地點發掘出大量的動物化石;其中有一顆牙齒很可疑,但是師丹斯基沒有看出是人類祖先的牙齒,而只把它當作類人猿的了。

 

  安特生對周口店並沒有失望。1923年秋,他要求師丹斯基繼續發掘這個新地點。

但是,由於剩下的可發掘的部位已經高懸在陡壁上,繼續發掘非常危險,

師丹斯基把能夠採集到的化石盡可能地采下來以後,只好結束野外工作並在不久回到了歐洲。19241月,

師丹斯基在烏普薩拉大學開始了對這些中國化石標本的研究工作。

 

兩年後的夏天,師丹斯基在整理標本時,終於從周口店的化石中認出了一顆人牙,

這又引起了他對1921年發現的那顆“類人猿”牙的重新注意。

經過仔細研究,師丹斯基認為兩顆牙齒都屬於“真人”。

不過,他不敢過於肯定,於是在1927年發表的報告中在“真人”後面加上了一個問號(“真人?”),以使結論留有餘地。

 

周口店發現人牙化石的消息在19269月底或10月初傳到了北京並在1022日公佈。它象一顆重磅炸彈一樣震撼了當時的科學界!

因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亞洲大陸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過年代如此古老的人類化石。

同時,由於化石發現在喜馬拉雅山以北,這無異於為當時流行的“中亞熱”火上加油。

 

周口店的發現當時就得到了科學界多數人的承認,當然也難免有個別懷疑者。

在一次交談中,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地質學老前輩、美國著名學者葛利普教授睜大了眼睛問安特生:

“喂,安特生博士,北京人(Peking Man)是怎麼搞的,它到底是人還是食肉類?”

 

特生則不緊不慢地回答說:

“尊敬的葛利普博士,來自周口店的最新消息是:我們的老朋友既不是一位男子漢(Man),也不是食肉類動物,

而是走在它們當中的某個階段的代表,並且還是一位女士(Lady)呢!”

 

這是一番多麼饒有趣味的談話!在此以後的幾個月內,“北京女士”竟然成為周口店這項重大發現的代名詞。

不過我們還是要特別感謝葛利普教授,正是他首先使用的“北京人”這個俗稱使得周口店發現古人類化石的消息能夠迅速傳遍世界,

並且使得周口店和曾經生活在那堛漸j人類至今仍然家喻戶曉、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

 

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

翁文灝、周口店遠古人類化石的發現使深深捲入“中亞熱”的步達生感到異常興奮。他決定將周口店的發掘與研究作為一個“有聯繫的追加專案”納入他與安特生合作的中亞考察計畫中。

因此,還沒有等到周口店新發現的消息正式公佈,他就開始了這個設想的操作活動。

他在105日起草了一份報告,給當時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行政委員會負責人的胡睄w,建議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資金來資助周口店的進一步系統發掘,並籌建一個體質人類學研究結構;然後他又找到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具體協商合作方案。

 

  幾經斟酌,他們終於在19272月上旬草擬了名為《中國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協和醫學院關於合作研究華北第三紀及第四紀堆積物的協議書》,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財政上的支持下,於1927年的春天正式開始了對周口店的系統發掘工作。

 

  周口店合作專案以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先生為名譽主持人,具體事物由步達生和翁文灝協商實施。

派到周口店做實際工作的人員為:李捷,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學家,任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務主任;

步林,瑞典古生物學家,任周口店野外工作顧問;

劉德霖,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葛蘭階的技工,擔任周口店野外發掘的技術助理兼室內的化石修理工作;

謝仁甫,步達生的辦事員,派到周口店作劉德霖的助手。

 

  第一年的發掘工作就旗開得勝,獲得了500箱化石,而且,步林在1016日發現了一顆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

其出土位置離當年師丹斯基發現第一顆人牙的地點很近。

 

步達生詳細地描述研究了這顆新發現的人牙化石,認為它是一顆成年人的第一左下臼齒,性質與師丹斯基發現的那顆臼齒一樣。因此,他建議以這些人牙化石為依據建立一個人科的新屬新種,即“中國猿人北京種”或稱為“北京中國猿人”。

 

1927年底步達生回到了加拿大,周口店1928年的工作就由翁文灝和協和醫學院的福頓主持。

這一年,周口店還來了兩位在日後成為中國科學界巨匠的人物,他們就是楊鐘健和裴文中。

 

  楊鐘健,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獲理學學士學位;

1927年赴德國留學,在慕尼克大學地質系古生物專業學習古脊椎動物學,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他在1928年接替李捷成為地質調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

 

  裴文中,剛剛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年僅24歲。他隨楊鐘健一起到周口店,開始時主要負責人工和帳目的管理工作,

同時也參與發掘,成為步林的得力助手。

 

這一年的收穫比第一年還好,挖掘出化石材料575箱,而且,還發現了一件北京人少女的右下頜骨和一件保存了3顆完整臼齒的成年人的右下頜骨。

 

到了年底,周口店的工作面臨了新的形勢。

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專款就要在來年的3月份到期了,但是,兩年來的發掘使人們認識到北京人遺址含化石堆積物的量遠遠超過最初的估計,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將其發掘完。

並且,這個遺址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展示出的問題十分複雜,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眼光局限於此而不擴大到周圍地區,那麼要比較箱完全地弄清北京人遺址所反映出的地質學、古生物學等問題是很困難的。

 

因此,步達生和丁文江、翁文灝等人從1928年冬季就開始磋商,考慮以一項內容更加廣泛的合作計畫來繼續周口店的研究,並且建立“新生代研究室”作為執行新計畫的組織結構。

 

經過反復磋商,翁文灝和步達生與192928日擬訂了《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組織章程》。

從此,中國第一個從事新生代地質學、古生物學特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專門機構,當今雄踞亞洲之首的我國唯一的古脊椎動物學與古人類學研究權威單位、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正式建立起來了。

這個機構的建立,開拓了中國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導致了我們下面馬上將要講到的震驚世界的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從而為中國的古脊椎動物學與古人類學研究事業奠定了基礎。

 

就在這一年,步林辭去周口店的職務參加了西北考察團,楊鐘健也與德日進一起奔赴山西和陝西各地調查新生代地質,因此,周口店的發掘工作就由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步達生決定交給了裴文中負責。

 

春季的工作在發掘到第89層時結束,在89層中又發現了幾顆北京人的牙齒化石。

隨著秋季工作的進行,堆積物的體積顯得逐漸狹窄了,可發掘的部分已經逐漸縮小。

但是,當可發掘的地方窄到不能再窄、僅能容下不多的幾個人進行發掘時,

卻又是“柳暗花明”,裂隙在這堣S向南傾斜地延伸了一段。

 

裴文中和一位工人一起,腰堥t著繩子、由外面洞頂的人拉住、小心翼翼地懸吊下去仔細觀察了這段延伸的裂隙,發現堶戛I藏有大量的化石。

當時已經到了11月底,天氣非常寒冷,本來已經到了應該收工的時候了。

但是見到這麼多的化石,裴文中決定把工作再延長幾天。

 

當時的人恐怕誰也不會想到,這段小小的裂隙延伸和裴文中的這個臨時決定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幾天後的驚世發現向人民又一次昭示,堅持到最後時刻的最艱苦的努力是多麼的重要。

 

122日下午4點多鐘,太陽已經落山了,可是裴文中帶領著幾個技工仍然冒著凜冽的寒風在緊張地發掘著。

隨著洞穴越挖越深,發掘時的照明早已是靠汽燈來解決了;

而此時,發掘面的空間太狹小,汽燈都施展不開,發掘的人只好一隻手發掘,另一隻手拿著蠟燭來照亮。

 

  突然,裴文中大聲叫了起來:“這是什麼?是人頭!”

“人頭”兩個字剛一出口,所有發掘的人都圍攏過來伸頭向下觀看。

盼望已久的東西終於露面了,大家別提是多麼地激動了。

 

這塊頭骨化石一半埋在硬土堣@半埋在鬆土中。

裴文中把化石周圍的土挖空後,用撬棍輕輕地把它撬了下來。

頭骨的一部分由於震動破裂開來,裴文中後悔得不得了;不過,他也因此看到了頭骨的厚度和腦面的結構。

破裂處後來經過粘接仍很完整,並未使後來的研究受到任何影響。

 

頭骨挖出來的時候很潮濕,一碰就破。

裴文中就和兩位技工一起夜以繼日地生起炭火盆來烘烤它,烤幹後用水糊上幾層厚厚的綿紙,再糊上石膏麻袋片,然後在把它烤幹。

等到外面的石膏變得乾燥堅硬以後,裹在堶悸漱ぁ蛓N不會輕易損壞了。

這樣的保護化石的石膏殼我們把它叫做“皮牢克”(俄語的音譯,意思就是“石膏殼”)。

 

最後,裴文中把包藏有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皮牢克,用自己的兩床舊棉被包起來,外面再用褥子毯子象普通的行李一樣地捆好,

126日乘長途車親自送進北京城內的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象一聲春雷震撼了學術界。

它進一步證實了北京人確實是一種古老的人類物種,是現代人類的祖先,而且是當時所知道的最早的人類祖先。

 

周口店的石器

  雖然,安特生早在1921年就注意到後來出土了北京人化石的地點(後來被稱為“第一地點”)有一些白色帶刃的脈石英碎片,雖然,自從1927年開始對第一地點進行大規模發掘以後這樣的石片更是經常發現,

但是,人們並沒有對它們引起足夠的重視,因為在當時,人們關於石器的知識還非常有限。

 

北京人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發現以後,石器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就在出土那個震驚世界的頭蓋骨的地方,裴文中發現了一件具有人工打擊痕跡的石英塊。

1931的發掘工作一開始,在清理地面上的鬆散堆積物為系統發掘進行準備的時候,

人們發現了一層富含石英碎塊和碎片的地層。

7月,在發掘另一處名為“鴿子堂”的地點時,又發現了另外的碎石英富集層。

 

賈蘭坡在周口店發掘

  這一年,賈蘭坡先生加入了周口店的發掘隊伍。

他對這些石英碎片很感興趣,便虛心地向技工學習發掘技術。

他的虛心好學不僅使他很快地掌握了發掘技術,而且不斷提高了研究業務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

加上他的勤奮與智慧,使得他從一個連大學都沒有正規讀過的一般工作人員逐步成長為中國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史前考古學家之一,到了80年代,他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90年代,他又被美國科學院聘為外籍院士。這簡直是個奇跡。

 

經過裴文中、賈蘭坡以及許多中外學者的認真研究,證實這些石英確實是石器-幾十萬年前北京人征服大自然時所使用過

的工具。

 

周口店的石器大多是小型的石片石器,原料主要是當時洞外河灘上常見的成分為脈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的河卵石,甚至有數公里外的花崗岩山坡上有時可以找到的水晶。

 

北京人用礫石作錘子,根據不同的原料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打制石片,

然後再用礫石錘子進行修理。有時候他們也用木棒或動物角作成的棒來修理。

修理的方法是以一面為主,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從劈裂面向背面打制。

 

北京猿人製造的刮削器

  北京人的石器有多種類型,不同類型的石器有不同的作用。

他們用橢圓形的河卵石從一面或兩面打出刃口,製造出砍砸器,用以砍伐木材和製作狩獵用的木棒;

他們用大小不同的石片經過修理製成各種形狀(有盤狀、直刃、凸刃、凹刃和多邊刃等)的刮削器,其中大型的凹刃刮削

器用於刮削狩獵用的木棒,小型的刮削器在日常生活中用來當刀子使用。

北京人的石器中數尖狀器最為精良,雖然只要一節手指般大小,

製作的程式和方法卻相當固定,顯示出一定的技術水準。

尖狀器可以用來割破並剝制獸皮,也可以用來剔挖骨頭上的筋腱,還可以用來挖取鑽在樹幹中的蟲子。

 

  石錘和石砧是製作石器的工具,作用就象打鐵用的錘子和砧子一樣。

石錘上留下的痕跡說明,北京人善於用右手操作,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具有“利右手”現象,

說明他們的大腦已經有了類似於現代人的左右不平衡的發育形式。

 

這些大大小小、各種形狀的石器表明:

我們的祖先北京人已經進化到了相當智慧的階段,已經掌握了相當熟練的石器製作技術。

正因如此,他們才能不斷地經受住大自然的種種考驗,

最終一步步地發展成為今天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包括我們中國人在內的黃種人(或稱蒙古人種)。

 

照亮世界

  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的遺物中不僅有大量的石器,而且還有許多用動物骨骼或角製成的工具--骨器。

  更為重要的發現是北京人使用火的證據。在這些證據包括灰燼、炭塊和燒過的骨頭和石頭。

 

灰燼常常成層地被發現,當中含有黑、白、灰、黃、紫等顏色的物質。

灰燼層通常很鬆軟,內含較多的水分,但是曬乾後分量很輕。

黑色灰燼層中含有大量細微的炭粒,而且還發現過紫荊樹被燒成的炭塊;

其他顏色的灰燼層中發現的骨頭和石塊大部分也都是被火燒過的。

燒過的骨頭表面上有許多裂紋,有些變形成扭扭歪歪的樣子,有些顏色變成灰、綠、藍、褐色甚至黑色,因此很容易判

別;燒過的石頭也都出現裂紋,有些甚至已經變成了石灰。

北京猿人用火

  北京人用火是確定無疑的,而且,由於有的灰燼成堆出現,說明北京人已經懂得如何能夠使火不向四周蔓延,

也就是說,北京人已經會管理控制火了。

 

人類用火可是一件異常重大的事件,我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火,人類的今天將是什麼樣子。

北京人用火的證據的發現是當時所知道的人類最早的用火記錄,它將人類用火的歷史一下子提前了100多萬年。

 

另一方面,北京人所擁有的管理控制火的能力說明,北京人也不是最早用火的人類群體,人類最初開始用火的時間還應該提前。

這樣的判斷使得人們繼續向人類史的源頭方向探索,從而導致了我國在那些比北京人時代還早的古人類遺址和古文化遺址中發現了更早的用火證據,這些遺址包括比北京人稍早的周口店第13地點和山西芮城縣的匼河文化遺址,

也包括距今80-100萬年前的陝西省藍田縣公王嶺藍田人遺址。

後來,其他國家的人類學家也在非洲等地更為古老的直立人遺址中發現了許多用火的遺跡。因此,我們可以毫不過分地說,周口店的的火種照亮了世界。

 

我們還可以說,周口店的火種從廣義上來說還不僅僅是北京人點燃的自然界的火,

北京人及其文化的發現本身就是火種:

它是人類學這一學科的火種,也是人類認識自身發展歷史的火種。

正是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以及隨後不久的北京人的石器、骨器和用火證據的發現,使得北京人遺址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而將當時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以及對人類進化感興趣的人們的目光都吸引到周口店這個小地方上來,從而導致了周口店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的更大的豐收。

 

  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為止,在北京人遺址的3-11層中共發掘出北京人頭蓋骨5個,頭骨碎片15塊,下頜骨14件,零散牙齒147枚。

此外,還發現了一些破碎的身體骨骼,包括股骨(即大腿骨)、肱骨、鎖骨、月骨。

這些化石代表男女老少40多個猿人。

同時,發現有100多種動物化石和多種植物化石以及幾萬件石器和大量用火的遺跡,

從而使周口店成為世界上任何其他地點都無法取代的直立人階段的典型地點。

 

魏敦瑞

  1935年初接替步達生來華工作的著名美籍德裔人類學家魏敦瑞,仔細研究了這些化石,詳盡地描述了北京猿人的形態特徵,確立了猿人作為智人祖先的地位。

通過與爪哇猿人的比較,他認識到北京猿人與爪哇猿人雖然在形態上有某些區別,但是他們只是同一演化級上的地理變異。

這一科學的結論將爪哇猿人從“大長臂猿”的錯誤歸類中解救出來,從而使其同北京猿人一起昂首屹立于人類祖先的行列中。

雖然魏敦瑞在他的研究論文中仍然沿用當初步達生對北京猿人的命名--北京中國猿人,但是事實上他已經建議將北京猿人與爪哇猿人進行屬種合併,把他們僅僅作為直立人的兩個亞種來看待。

現代的人類學家已經完全確定了北京猿人與爪哇猿人作為直立人中的兩個亞種的分類方案。

 

魏敦瑞還發現,北京猿人的體質特徵中有許多是與現代蒙古人種一致的,

例如,鏟形的上門齒、頭骨上有明顯的矢狀脊、較寬闊而且較垂直的鼻部、顴骨向前突出、存在印加骨等等,從而認為他們之間有連續的遺傳關係,

進而提出人類起源的多中心論(現在這一理論演變為現代人起源的多中心論)。

他的這一發現現在已被我國解放後發現的不同時代的一系列人類化石所證實。

 

因此,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北京猿人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祖先,周口店就是中華民族最早的發祥地之一。

  除此之外,1933年還在龍骨山北京人遺址之上的山頂洞發現了我們將要在後面談到的著名的山頂洞人化石。

 

北京人神秘的失蹤

  1937年,正當周口店從一個輝煌走向另一個輝煌的時候,萬惡的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進了包括周口店在內的華北大地,周口店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了。

 

周口店發現的所有人類化石以及一些靈長類化石,一直都保存在美國人開辦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內。這家醫學院位於北京市東單三條胡同內,由一系列宮殿式建築組成。

當時的解剖科設在B樓,B樓的底層有一間研究室,

步達生和魏敦瑞在這堨後研究過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化石就收藏在這間辦公室的保險櫃堙C

  1941年,美日關係漸漸趨於破裂,居住在北京的美國僑民紛紛撤回美國。

保存在協和醫學院中的北京人化石面臨著被日本人闖入掠走的危險。

 

早在這一年的1月份,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就和北京協和醫學院行政委員會負責人胡睄w探討應付危機的辦法。

他們設想了三個選擇方案:

一.把化石運到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重慶;

二.留在北京,找一個安全的地方秘密地掩藏起來;

三.運到美國暫時保管起來。

 

當時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已經遷到了重慶,如果按第一方案運做,只要化石能夠運到重慶,那當然是再好不過了。

可是,在當時那種殘酷的戰爭環境下,經過道道關卡從北京到重慶輾轉幾千里的運輸是根本不可能作到的。

如果按照第二方案將化石留在淪陷的北京,那麼隨時都難免會發生意外,所以這也不是妥善的辦法。

看來只有第三方案比較可行。

但是,當初中國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協和醫學院訂有協議,規定周口店發現的人類化石一律不准運出中國。

由於這些原因,北京人化石的處理問題就拖了下來。

 

4月份,魏敦瑞要隨著撤退的美國僑民一起去美國,到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

出發前,他讓他的得力助手之一胡承志把所有的北京人頭骨化石都作成堙B外面都有的腦殼模型,然後寄到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以便於他能夠在那媊~續進行北京人的研究。

胡承志對他說,做堙B外面都有的模型很費時間,而且有些化石還需要重新作模具。

魏敦瑞最後說,做到那媞漼綵堙A直到接到把化石裝箱的通知後就停止模型製作工作。

魏敦瑞還說,現在是非常時期,真標本留在淪陷區不安全,等他和翁文灝先生商量之後,就可以決定將它們運出淪陷區。

 

魏敦瑞走後兩三個月,因楊鐘健南下而臨時擔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裴文中告訴胡承志說:“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裝箱運走。”

胡承志沒有多問,只問了需要裝箱的時間,裴文中說“聽訊。”

就這樣又過了兩三個月。一天上午,留在北京的魏敦瑞的女秘書息式白通知胡承志說:

“標本要裝箱運走。”胡承志答應了一下,並沒有馬上動手。

當天下午他找到裴文中把息式白讓裝箱的話告訴他,問他該怎麼辦。

裴文中說:“立即就裝。”

 

第二天,胡承志就和解剖科技術員吉延卿一起將所有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的化石裝進了兩個沒有上油漆的白木版箱子堙A其中一個扁的箱子有寫字臺的桌面那麼大,另一個略微小一點。

裝箱很考究。先將頭骨化石用擦顯微鏡鏡頭的細綿紙包好,再用一般軟紙包上;

然後,用潔白的醫用吸水棉花裹住,再用粉蓮紙包上;再用醫用細紗布一層層地在外麵包好,然後裝進小木盒堙A

木盒內周圍六個面都墊著數層具有彈性的黃色瓦壟紙,最後,用吸水棉花將小盒塞滿。

 

小木盒一一裝進大箱後,大箱內的空隙再用木絲填充。

牙齒化石則全部裝入首飾盒似的小紙盒內並用棉花填好。

小紙盒上面有玻璃,有紅邊的標誌號碼卡片襯墊在玻璃下面,卡片上還詳細注明牙齒所屬部位。

兩個白木版箱子裝好以後,較大的箱子上標明“CAD1”字樣,較小的箱子上標明“CAD2”字樣。兩個裝好的箱子送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的辦公室,他們就交了差。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胡承志就南下了。

 

兩個裝有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的箱子送到博文的辦公室的時間,大約是在128日日軍佔領協和醫學院之前的18天到21天之間。

當時任協和醫學院院長的王錫熾曾告訴裴文中說:

兩個箱子在送到總務長辦公室的當天就被轉移到F樓4號保險室堙A過了一夜又被運走,但不知去向如何?

據說,博文大約在11月底把它們送到了美國大使館,準備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它們攜帶到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125日早上5點,帶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專用列車駛離北京,

沿著當時的“京山鐵路”駛向秦皇島,準備在那塈滮ぁ菾e上一艘由上海開到秦皇島,然後將要駛向美國的定期航班--哈婸嘗`統號。

這艘船原定於128日到達秦皇島,可是它沒有到。

它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出航以後,還沒到上海,中途就被一艘日本軍艦追逐,在長江附近擱淺了。

12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當天,侵華日軍迅速佔領了包括協和醫學院在內的美國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島等地的所有機構;

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專列在秦皇島被日軍攔截。可是,那兩個重要的箱子卻不翼而飛了。

 

北京人從此神秘地失蹤了。

雖經中外人士多方搜尋查找,但至今這些北京人的下落依然是一個吸引了無數人的迷。

 

  曾經轟動世界的北京人化石就這樣在一些美國人的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

無疑,這些美國人對如此巨大的科學與人類文明上的損失承擔直接的責任。

但是,從根本上來說,日本帝國主義更是罪魁禍首,是他們發動的侵華戰爭給周口店和北京猿人帶來了浩劫,也給中國的古人類學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摧殘。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央地質調查所即派人飛赴北京(當時叫北平)籌備接收事宜。

1946年上半年,以裴文中等人為首的一個小組接收了被日偽侵佔的地質調查所,改為民國政府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

同時,一直領導周口店發掘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也得到了恢復。但是,限於經費困難,只能進行標本清理工作。

 

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的同仁們歷盡千辛萬苦,把原來分別存放在協和醫學院幾個地方、而且由於戰爭期間的混亂被弄得雜亂無章的標本集中到了北平分所所在的兵馬司9號北樓上。1947年和1948年,賈蘭坡和劉憲亭用了幾乎整整兩年的時間,將這些標本整理得清清楚楚,為本門學科的繼續研究和周口店的再發掘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中國的古人類學事業的真正復興是從1949年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開始的。

 

1949年到1954年,人民政府在百廢待興的困難局面下,依然撥出經費支援包括周口店的發掘工作在內的中國的古人類學事業。

1949年和1951年,在賈蘭坡主持下進行了北京人遺址的發掘,在野外發現了5顆北京人的牙齒,在室內清理存積的碎骨時還發現了北京人的肱骨和脛骨各一段。

這標誌著周口店以及整個中國古人類學事業的新生。

對歷次發現的四肢骨骼的研究證明,北京人的上肢骨骼的形態已經與現代人非常相似,

這種相似的程度超過了下肢骨骼;上肢骨骼唯一保留下來的原始形狀是肱骨的骨髓腔比較狹窄、骨壁則較厚。

 

丁村人牙齒化石

  這一時期還有另外一項重大發現,就是發現了山西丁村人(屬於早期智人)遺址。

  19541227日在北海公園西側,文津街的中國科學院舊址舉行了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發現25周年紀念會,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回顧了周口店的發掘史和建國5年來國內各地的新發現,最後充滿信心地說:

“中國不僅物產豐富,……古脊椎動物乃至古人類化石在地下的埋藏也非常豐富,

關於這一門科學的研究的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

 

在以後的歲月堙A由於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中國的古人類學和史前考古學研究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周口店的星星之火在舉國上下燎原起來。

除了在周口店於1959年和1966年又發現了北京人的一件下頜骨、屬於同一個體的額骨和枕骨以及另一個體的一顆牙齒之外,還在代表不同的時間段的不同的地點發現了大量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化石。

這些材料所涉及的門類之廣和時間跨度之長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少有的。

由此表明,中國是人類進化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古人類學在世界古人類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古人類學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如果離開中國的工作,要想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是十分困難的。

 

公王嶺遺址  

  在這些新發現中,重要的直立人地點有陝西藍田陳家窩和公王嶺(這兩個地點的直立人的俗名被合稱為藍田猿人、安徽和縣龍潭洞、雲南元謀上那蚌、湖北建始縣高坪龍骨洞、湖北鄖縣曲遠河口和龍骨洞、湖北鄖西白龍洞、河南南召杏花山、陝西洛南東河村、南京湯山等。

 

此外,我國古人類學工作者還從中草藥材經營部門收集到來自湖北省巴東縣、河南省淅川縣等地的一些直立人牙齒化石。

在這些直立人化石中,藍田猿人、元謀猿人以及發現於湖北巴東、建始、鄖縣和河南淅川的部分材料屬於早期直立人,年代比北京人要早。

元謀猿人的時代可能為早更新世晚期,用古地磁方法測定的絕對地質年代可能為距今170萬年左右;因此,元謀猿人可能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直立人。

 

  在古人類化石全面豐收的同時,我國的史前考古學家在舊石器文化的發現與研究領域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發現了遍及大江南北的與古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相聯繫的眾多舊石器地點,特別是發現了許多早更新世(早于北京人時代)的重要地點,從而為我國有著非常悠遠的古人類歷史的事實提供了考古學方面的證據。

 

元謀猿人

 

  關於中國是否有早于北京人時代的人類和文化,早在30年代就已經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但是直到1957年,賈蘭坡和王建才科學地論斷:“中國猿人(即北京人)的石器,從全面來看,它是具有一定的進步性質的。……

中國猿人之前的泥河灣期還應有更原始的人類和文化的存在。”

 

為了證明自己的論斷,賈蘭坡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艱苦的努力進行野外調查。

他不僅對自己已經確信時代早于北京人的河地點進行了發掘(他的工作以及後來由山西省博物館進行的多次發掘工作證明,河的時代確實比北京人要早),而且又發現了更古老的屬於早更新世的西侯度石器地點(距今大約180萬年)。

後來,我國學者還發現了被稱為藍田人文化和東谷坨文化(後者位於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村附近)的早于北京人時代的石器文化,從而更加強化了我國作為早期古人類與文化演化的重要舞臺的地位。

 

這一個又一個突破與周口店依然有著千絲萬屢的聯繫。

1959年和1979年的12月,分別在北京召開了紀念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發現30周年和50周年的紀念大會,這兩次大會都起到了為中國的古人類學事業繼往開來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50周年紀念大會上,賈蘭坡科學地對周口店工作給予了歷史性的評價:

“……周口店的工作為中國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和古脊椎動物學訓練了至少兩代專門人才。

當年的發掘是在舊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領導下進行的,

新生代研究室就是現在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

有人說楊鐘健和裴文中先生是中國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和古脊椎動物學的奠基人,我認為這是歷史給予的恰如其分的評價。

目前,在我們的大江南北都發現有人類化石或舊石器,

正是北京人遺址的發掘為後來的成果提供了人才、技術等物質條件。”

 

非洲的發現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往往經過一個又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人類對自身歷史的認識也是如此。

實際上,早在北京猿人被研究確認之前的1924年,南非的湯恩石灰岩採石場的工人在爆破時炸出了一個小孩的不完整的頭骨化石,保存有部分顱骨、面骨、下頜骨和完整的腦模(腦殼堛熄韖R物依照腦殼內部的骨骼結構形成的與原來的腦子外形一致的化石),頜骨上保存了全部乳齒和正在萌出的第一琣旓式C

這個化石被送到南非約翰尼斯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醫學院的解剖學教授雷蒙德·達特那堙A達特進行了研究並在1925年發表了報告。

 

湯恩小孩

  湯恩小孩有許多似猿的性狀:例如小的腦子(大約500毫升,與一個大的成年大猩猩的腦子一樣大小;

由此估計其在成年後也不過600毫升左右)和向前突出的上下頜骨;

同時,他又具有一些似人的性狀,例如上下頜骨不象猿那樣向前突出的厲害,頰齒咬合面平,犬齒小。

最為重要的是,枕骨大孔(是頭骨基部的開口,脊髓通過此孔進入脊柱)接近顱底(保護腦子的骨腔的底部)中央,與人類相同而與猿類那種位置相對靠後的情況不同。

人類和猿類枕骨大孔位置上的差別反映了人類與猿類不同的行走姿勢:

人類兩足行走,頭平衡於脊柱的頂端;而猿類四足行走,頭就向前傾。因此,湯恩小孩是兩足行走的。

 

不過,達特還是謹慎地將他命名為南方古猿非洲種。

因為在當時,由於長期以來受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偏見的影響以及受歐洲和亞洲已經發現了許多人類化石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萬物之靈長中的靈長、高貴的人類是不可能起源於非洲這個“黑暗大陸”的。

 

  可是,還是有一些古人類學家(包括達特本人)抱著人類起源于非洲的信念,在非洲的曠野上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酷熱難耐的考察日子,終於發現了一批又一批時代早於北京猿人和所有其他歐亞古人類的人類化石,把人類的進化歷史一直向前推移到了500萬年前。

 

(編輯完稿5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