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西藏佛教的渊源

 

藏民族的起源

藏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智慧的古老民族。在西藏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充分说明了在两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生活,并经历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他们就是今日藏民族的祖先。

同其它古老的民族一样,在其最初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对自然界的了解,生产力的缓慢提高,逐步形成了许多部落,其中以西藏山南地区的雅砻部落发展最快,藏族人信奉的“猴子变人” 的传说就诞生在这里。

 

谈到有关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与藏民族起源有关的几个传说。有关藏族民祖先生存之地形成的传说中,最著名当推“沧海变桑田的传说”:

 

在很早以前,这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海涛卷起波浪,搏击着长满松柏、铁杉和棕榈的海岸,发出哗哗的响声。森林之上,重山叠翠,云雾缭绕;森林里面长满各种奇花异草,成群的斑鹿和羚羊在奔跑,三五成群的犀牛,迈着蹒跚的步伐,悠闲地在湖边饮水;杜鹃、画眉和百灵鸟,在树梢头跳来跳去欢乐地唱着动听的歌曲;兔子无忧无虑地在嫩绿茂盛的草地上奔跑……这是一幅多么诱人的和平、安定的图景呀!

 

有一天,海里突然来了头巨大的五头毒龙,把森林捣得乱七八糟,又搅起万丈浪花,摧毁了花草树木。生活在这里的飞禽走兽,都预感到灾难临头了。它们往东边跳,东边森林倾倒、草地淹没;它们又涌到西边,西边也是狂涛恶浪,打得谁也喘不过气来,正当飞禽走兽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大海的上空飘来了五朵彩云,变成五部慧空行母,她们来到了海边,施展无边法力,降服了五头毒龙。

 

妖魔被征服了,大海也风平浪静,生活在这里的鹿、羚、猴、兔、鸟,对仙女顶礼膜拜,感谢她们救命之恩。众空行想告辞回天庭,怎奈众生苦苦哀求,要求她们留在此间为众生谋利。于是五仙女发慈悲之心,同意留下来与众生共享太平之日。

 

五位仙女喝令大海退去,于是,东边变成茂密的森林,西边是万顷良田,南边是花草茂盛的花园,北边是无边无际的牧场。那五位仙女,变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五个主峰,即:祥寿仙女峰、翠颜仙女峰、贞慧仙女峰、冠咏仙女峰、施仁仙女峰,屹立在西南部边缘之上,守卫着这幸福的乐园;那为首的翠颜仙女峰便是珠穆朗玛,她就是今天的世界最高峰,当地人民都亲热地称之为“神女峰”。

西藏高原由沧海变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科学考察、发现所证明。

 

但是,高源并非在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相当缓慢地变化着,只是近几百万年的地壳变动,才使高源隆起急剧上升。最近几年对喜马拉雅山的主峰珠穆朗玛峰的测定证明,高原还在不停地上升着,这个上升速度在地救历史上是惊人的,但也不过一年上升一二公分罢了。

 

藏民族一直坚信这样一个西藏人种起源的神话:

相传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给一只由神变来的猕猴授戒律后,命它从南海赴西藏雪域高原修行。这只猕猴来到雅隆河谷的山洞中潜修慈悲菩提心!

一个女魔施尽淫欲之计,引诱它说:“我们两个结合吧!”

猕猴回答:“我是观音菩萨的徒弟,受命来此修行。如若与你结合,就会破了我的戒行。”

女魔说:“你如果不同我结合,我就只好自尽。因为我前生注定要降为妖魔,你我成不了恩爱夫妻,日后我必定成为妖魔的妻子,并生下无数魔子魔孙。那时,雪域高原将成为魔鬼的世界,万千生灵将遭残害。所以,希望你答应我的要求。”

 

与女魔结成夫妻会破戒,若不与妇魔结合又会造成大的罪恶。内心矛盾的猕猴返回普陀山,请示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道:“这是上天之意,是吉祥之兆。你能与她结合,在雪域高原繁衍后代,是莫大的善事。作为菩萨,理当见善而勇为,速与女魔结成夫妻。”

猕猴与魔女结成伴侣后,生下了6只小猴,它们性情与爱好各不相同,在果林中各自寻食生活。3年后,当猕猴前去探视子女们时发现,它们已繁衍为500只,林中果实即将枯竭,生活凄惨。老猕猴便再度返回普陀山求助于观世音菩萨,并遵圣者之命从须弥山取出天生五谷种子,撒向大地,大地不经耕作便长满各种谷物。

 

猴子们因为得到充足的食物,尾巴慢慢地变短了,也能说话了,逐渐地变成了人,这就是雪域高原上的先民。传说终归是传说,但远古的传说竟能与达尔文的猿猴变人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藏民歷史

有关近代的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历史,相传公元前237年的一天,雅隆河谷的牧人在赞唐廓西发现了一个英姿勃发的聪慧青年,他的言行举止与本地土著人不同,放牧的人们回聚居地请示如何处置这位男青年。

长者派出12个颇为聪明的苯教教徒上山,盘问男青年从哪里来?

男青年用手指了指天,长者及教徒们以为这青年是从天上来的,是“天神之子”,格外高兴。12人中为首的便伸长脖子,给这位“天神之子”当轿骑,前呼后拥地把他抬回部落,并把他神化,说他是色界第十三代光明天子下凡,一至拥立他为部落首领。

人们尊称他为“聂赤赞普”。藏语中,“聂”是脖子的意思,“赤”是宝座,“赞普”是英武之王。因为他是被牧人驮于颈上请回来的,故称“用脖子当宝座的英杰”。

聂赤赞普是吐蕃部落的第一个首领,聂赤赞普统一了雅砻部落,并修建了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雍布拉康坐落在距拉萨 140公里的乃东县泽当镇东南不远的雅隆河谷的山岗上。

这座无任何豪华可言的建筑名为“雍布拉康”,“雍”是尊母,“布”是孩子,“拉康”为庙宇,故可称谓“子母宫”

雍布拉康规模较小,它耸峙山头,面西而立,前部为一幢三层楼房 ,后部是一座碉堡形式的高层建筑。聂赤赞普成为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族首领。

 

从一世赞普至公元五世纪约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迅速并掌握了铜、银、铁等的冶炼技术。此间,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占据着西藏的意识形态领域,早期的苯教类似于萨满教,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以祭祀、占卜、禳灾为主要宗教形式。在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苯教深得人心,且在统治阶层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托日赞时期,佛教开始传入吐蕃,由于苯教集团强大的势力,佛教只传入未得以传播和发展。 直到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整个西藏并建立了第一个吐蕃王朝开始,西藏才进入了文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考古上的資料

尤其是近年来西藏考古的发掘工作为藏民族的起源说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尤其是卡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以南12公里,发现于一九七七年。在澜沧江以西卡若附近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3100米。是中国已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次发掘共获房屋遗址28座,石工具7968件,骨工具366件,陶片2万余件,装饰品50件,以及粟米、动物骨骸等。卡着遗址经放射性碳素鉴定,年代在距今四、五千年前。

 

它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首先在生产工具方面,遗址呈现出新石器时代的全部特征,但却仍然是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并存,巨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其次在陶器方面,陶质均为夹砂陶、手制。

纹饰以刻画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器形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均为小平底器。

再次,在建筑方面,大量采用石块作为原料,如石墙房屋、石砌道路、国石台、石围圈等。

卡若遗址的这些特征表明,卡若文化是西藏高原上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过去在定回县苏热、申扎县卢令、日上县扎布、普兰县霍尔等地发现的旧石器,在那曲、申扎、双湖、班戈、聂拉木、日土等地发现的细石器,在林芝、墨脱以及在拉萨、札达、乃东、小恩达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与昌都卡若文化有相似之处,似乎具有某些联系,或者说受到卡若文化的某些影响。

卡若文化并非西藏高原一种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东面的雅砻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黄土堆积中发现一些打制石器,在北面的甘肃、青海境内存在着距今四、五千年之间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卡苦与这相邻的两地区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古代文化交流。

 

在打制石器方面,卡著文化的盘状敲砸器见于甘肃四坝滩、永靖大河庄和酒泉下河青马厂类型遗址。切割器见于兰州附近的罗汉堂、齐家坪等马家窑文化遗址。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也同样见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至于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和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属于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传统和居住形式。卡若遗址发现的粟米,属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耐干旱,南方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李文化传播面来。

 

卡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西藏人的祖源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说明从河煌南下的氏羌系统的人仅仅构成西藏先民的一部分,而已是后来加入融合的一部分。

实际上,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有原始人居住。卡若遗址发掘的资料说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开拓这片广阔的土地。

(資料來源:西藏之友-宗教歷史)

 

 

吐蕃王朝的兴

吐蕃部落发展到公元六世纪时,已经是奴隶社会的阶段。这时它的第三十一代赞普达日聂司当政,经济、政治力量已相当强大,达日聂司已筹划要建立王朝了。

生产亦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出现了吐蕃七贤的第三个贤者俄朗赞芒,此人是达日聂司的一个大臣。他的主要功绩是教人们烧薪成炭,作这冶炼金属的燃料;开始冶炼银、铜、铁,并发明在河流上架设桥梁;农业上,发明木犁驾在牲口上,利用畜力犁地。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具的改革,金属武器的制造,吐蕃部落威胁着附近部落的安全,而一些部落的臣民慑于吐蕃的强大,悄悄地前来投诚。最著名的有赤邦松的大臣娘·曾古和韦·义策等,潜入雅砻河谷的青瓦达孜,与达日聂司盟誓征服苏毗部落的大事。

    

达日聂司的儿子朗日伦赞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当他成了三十二代赞普时,雄心勃勃地试图很快吞并周围部落,率兵往北进发,兼并强邻,扩大领地。但是,当朗日伦赞向外扩张旗开得胜的时候,部落内落矛盾也爆发出来了。旧贵族把朗日伦赞毒死。于是,统一高原的重担便落在他的儿子松赞干布肩上。 

 

松赞干布是西藏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西藏历史上是一位拥有无与伦比的功绩和威望的雄才大略式的领袖。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少年登基,十三岁时便当了吐蕃部落的第三十三代赞普。他年少有为,又有几个得力的大臣当帮手。便先平息内乱,稳定内部,巩固王权,迁都拉萨(逻些)。然后发展经济,制定法律,统一官制兵制,划分军政区域,任命官员、派遣将领,建立了统一的吐蕃奴隶主政权,出现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吐蕃王朝。使吐蕃的疆域扩展到北至吐谷浑,南至泥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东与唐朝相邻,形成了有史以来吐蕃疆域最大的时期。  

 

松赞干布安定了整个西藏地区,农牧业生产飞快发展。

这时,牛羊遍野、农田成垅,农业上已有防旱、排涝措施。

在松赞干布当政时期,他的一个大臣吞弥桑布扎,是吐蕃史上第四个贤者。

他带领一批人,不辞辛苦去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西藏实际情况,创造了三十个藏文声母和四个韵母的拼音文字。自从有了文字,藏族历史得到记载,文化艺术发展便更加迅速了。吞弥桑布扎作为吐蕃社会的第四贤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整个吐蕃社会中,还有三个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贤者。

第五个贤者是公元七百五十四年赤德祖丹当藏王的时候出现的,名叫赤桑羊顿涅的大臣。他的主要贡献是统一了度量衡单位,并主张用货币交换,促进商业发展。

公元七百七十八年赤松德赞赞普在们时,他主持兴建了桑耶寺,又派七个富家子弟出家当僧人,这在藏史上被称为“七觉士”。

同时,赤松德赞又请来内地和印度的高僧到桑耶寺讲经传法、翻译佛经,佛教大兴。这时又出现一个贤者,名这郭·赤桑尧拉,这个人的功绩是主张把住房从山上搬迁到平地来定居,并在房屋四周开垦荒地;他又主张把山上溪流引到平地进行灌溉,奠定了流传至今的西藏村落的形式。

第七个贤者是赤德松赞的一位臣子,名叫达赞冬司,此人主张分清敌我,对敌侦察清楚,狠狠打击;对内部人民的过错,用以劝说和罚金,不宜过于残酷。这种不采用酷刑的主张,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进步。

 

吐蕃社会从部落到王朝时期,几百年中,先后出现七个才智出众的人物,人们称之为吐蕃七贤。吐蕃七贤的排列与记载,藏族史书各持其说,这里根据的是达仓在译师西绕仁青坚增所著的《大吐蕃史》。

 

公元634年, 吐蕃王朝已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这时中国中心部位的汉族王朝是强盛的唐朝,唐朝当时是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同一时代的两位天才政治家、军事家松赞干布和唐太宗李世民,都适时地掌握了客观需要,以蕃唐通婚的形式,建立了友好和平关系。 

                 

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起,比较注重利用佛教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力宣扬佛法,所以佛教在西藏得到较快的传播。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是桑耶寺,它坐落在山南地区泽当以西20公里处。

创建桑耶寺的是公元755年即位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他被藏史誉为松赞干布以后的第二名王。赤松德赞不仅治政有方,而且本人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曾派专使去印度迎请莲花生入藏,翻译经论,宣传佛法,并历时10年建成具有藏、汉、印三种形式和风格的桑耶寺。 开光典礼当天有7人出家,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批出家僧人。而桑耶寺的建立,标志着吐蕃、唐朝、印度三地宗教文化在赤松德赞时期融汇在吐蕃。             

 

公元7至9世纪期间,吐蕃通过与唐朝联姻结下良好关系,但也时有边境争端摩擦。

吐蕃王朝的第三名王赤祖德赞执政后,派遣使团赴唐请盟,唐朝皇帝唐穆宗命宰相及大臣17人与吐蕃使臣在长安西郊结盟。

公元823年,在拉萨立会盟碑,双方表示共崇旧好,息战言和。

从此,唐蕃纷争基本结束。赤祖德赞执政时期笃信佛教,在各地兴建寺庙,并规定7户平民供养1个僧人,僧人集团的势力愈来愈大,因而引起了以赤祖德赞的哥哥朗达玛为首的旧贵族集团的不满,他们谋杀了赤祖德赞,立朗达玛为赞普。 

             

朗达玛以灭佛教为名,清除异已,对佛教势力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激起佛教徒及民众的极大愤慨,公元846年,不得人心的朗达玛终被一名叫作拉隆贝吉多杰的僧人刺死。贵族大臣们又分别挟持朗达玛的两个儿子,争权夺利,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连年灾荒,吐蕃各地连续发生大规模的平民和奴隶起义。

 

公元877年起义军攻占琼结,掘吐蕃藏王陵墓,吐蕃王朝从此彻底崩溃。

从此,西藏高原陷入内战和分裂的局面,贵族割据、土王林立,并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这就是西藏古代社会的轮廓。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西藏陷于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与战乱动荡。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蒙古各部落崛起于东方,并逐渐统一了中国。

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曾派遣大将多达纳布率领蒙古骑兵深入西藏。

阔端意识到要想统一西藏,必须利用当地宗教势力。他了解到当时在后藏的萨迦地方崛起的萨迦派势力日益强大,萨迦寺的寺主贡噶坚赞(又称萨迦班智达)在西藏各教派中影响最大,于是便邀请贡噶坚赞前往凉州(现在的甘肃武威)会面。

 

公元1246年,贡噶坚赞携其侄子八思巴到凉州觐见了阔端,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阔端授予贡噶坚赞统治卫藏十三万户的权力。贡噶坚赞逝世后,蒙古忽必烈又于公元1253年召见八思巴,拜他为帝师。

1260年忽必烈称帝,授八思巴为“灌顶国师”,赐玉印,并授命他兼管中央设立的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方行政事务的总制院的院务,使他成为元朝中央政权的一名高级官员。1265年八思巴受命返藏,扩建了萨迦北寺,设立管理地方政权的“本钦”,建立了西藏地方政权萨迦王朝,西藏正式归入元朝中央政府统辖。从此西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資料來源:西藏之友-宗教歷史)

西藏佛教的渊源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隶制度下,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印度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一批城镇小邦兴起(迦毗罗卫国就是当时的一个小邦),经常互相侵并,发生冲突。在政治上,雅利安人自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土著民族后,创立了野蛮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称为婆罗门)为最高的社会阶层,奴隶(称为首陀罗)是最下贱的阶层。首陀罗是非雅利安人,受着极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被婆罗门随意驱逐甚至残害。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不仅被订在法律中,还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义中。

 

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生产下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温饱和安定。痛苦、失意、无望、颓废是当时一般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也使作为一个小邦王子的悉达多受到感染,他思想日益苦闷,产生了消极厌世的念头,不愿继承五位,便外出寻道。

 

开初他也想从婆罗门教中皖出解除苦难的方法,但终于不合心意,便舍弃了婆罗门教,闭居山林静坐。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到他死的时候,佛教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社会情绪也使作为一个小邦王子的悉达多受到感染,他思想日益苦闷,产生了消极厌世的念头,不愿继承五位,便外出寻道。开初他也想从婆罗门教中皖出解除苦难的方法,但终于不合心意,便舍弃了婆罗门教,闭居山林静坐。

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到他死的时候,佛教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精细的唯心主义体系,后来由于不断的传播,发展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教义就显得更为杂乱了。

 

“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称是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真理”。

所谓“苦谛”,就是说人世间一切都是苦的,人生一世会遇到生、老、病、死……十六苦(或说八苦),没有丝毫乐处,引导人们去厌恶人世。

所谓“集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找来找去佛教徒找到了两条原因:一条叫“业”(干事情),这是致苦的正因;一条是“惑(烦恼)”,这是致苦的助因。

业和惑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和惑,苦果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这就叫“灭谛”。

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就必须修道,这就是“道谛”。佛教所说的“道”就是涅槃之道。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就是死的化名(这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

 

佛教修行,以涅槃为极目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去求死。

四谛之中,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最苦,涅槃最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敢触动,仅以消极厌世和追求死亡的说教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

苦谛以生老病死等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些苦难,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这就很巧妙地掩盖了阶级矛盾,抹煞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造成被压迫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种说教当然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诚然,剥削阶级也会遇到生老病死等问题,但他们是从剥削阶级的贪欲本性来考虑这类问题的,即如何才能长寿,如何在来生来世也能保住荣华富贵的地位等等。

而这种说教,不仅迎合了剥削阶级的贪欲心理,还为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要剥削阶级在纵情享受的同时,分出一部分财物施给寺庙,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

佛教正是这样向剥削阶级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的门票。

 

佛教在进一步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人生命的起源和过程也是依赖于条件的,这就是十二因缘。

即无知(“无明”)引起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身体的精神和肉体(“名色”),有了名和色,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感觉器官的“六处”,六处引起和外界接触(“触”),由触引起感受(“受”),由受引起贪爱(“爱”),由爱引起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取”),由取引起生存的环境(“有”),由有引起“生”,再由生引起了“老死”。所以说到底,人生的痛苦是由无明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

佛教经典又把十二因缘说解释为“三世因果报应”说。即:无明、行是过去因,感现在果;识、名色、六处、触、受是现在果;爱、取、有是现在因,感未来果;生、老死是未来果。宣扬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善业”或“恶业”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

这就为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荒淫无耻地进行享受提供了根据,把劳动人民由于剥削制度造成的苦难亦解释为合情合理的事情。

这种说教起着掩盖剥削阶级的罪恶和让劳动人民服服帖帖当牛作马的反动作用。

 

根据“因果报应”,佛教又提出“轮回”的说教。“轮回”的原意是“流转”的意思。佛教沿袭婆罗门教的说法而加以发扬,宣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会永远在所谓“六道”中生死相续,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一样。根据佛教经典所谓“六道”是指:天、人、阿修罗(一种鬼怪恶神)、地狱、饿鬼、畜生。人若做了善事(指信佛等),死后就可升入天界。人若做了坏事(指不信佛,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触犯了他人的利益等)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变成饿鬼,或堕入地狱。这种说教,实际上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恫吓劳动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

 

释迦牟尼死后百余年间,佛教发生分裂:

一派称为“上座部”,主要由一些长老组成;

另一派称为“大众部”,拥有广大的僧侣!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又由大众部的一些支派组成“大乘佛教”,并且称呼非大乘佛教的教派为“小乘”。大乘宣称自己这个教派是“普渡众生”的,说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当“罗汉”,不管别人,所以很不可取。

他们把罗汉称之为“自了汉”,是带有一点轻蔑的意思的。

大乘打着普渡众生的招牌,宣称自己宁愿入地狱渡人,也不愿自己先解脱。

这是很能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的,所以大乘比小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大乘佛教中又有“空宗”和“有宗”的不同派别。

空宗(又称“中观宗”)是公元三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一个派别。

空宗宣扬“一切皆空”的教义,很有导致把佛自身也否定掉了的嫌疑,所以遭到了另一些佛教徒的反对。

后来世亲、无著才创立了“有宗”。有宗又称“瑜珈宗”是针对空宗来的,认为不能象空宗那样讲,不是一切皆空,佛还是真的、有的。

有宗宣扬“万法唯识”的教义,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佛性的表现,最终也都要归到佛性一来,主张的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论。

 

传说龙树是大乘佛教的祖师,他不仅创立了大乘空宗,而且还把佛教某些教义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仪式相结合,创立了“密宗”,(或称“密教”)。

后称密宗以外的教派为“显宗”(或称“显教”)。

所谓密宗,一是主张秘密传教;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弄得很神秘;一是搞惑世欺众的巫术和烦琐的宗教仪式。密宗是比其它宗派更秽浊的污水。佛教出现了密宗以后,就走入绝境了。

 

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185年),佛教被定为印度的国教。

当时印度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关系活跃,国家甚至发动佛教传教士远赴国外以扩大政治影响,佛教由此便逐渐向亚洲其它各国传播。

南从印度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经帕米尔高原,在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再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南传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以后佛教便一步步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传入各国各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思想意识、宗教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显得相当活跃。但在印度,中世纪后佛教便逐渐为印度教所融化,到十三世纪就衰落了。

 

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同时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

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

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神祗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

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外地人俗称为“喇嘛教”。

 

(資料來源:西藏之友-宗教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