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醫學之歷史演變

第一節        上古的「毉」學

在民族的原始狀態中,「醫」術只是巫師的一種技術,每個民族的醫學發源都脫不了這種原始的現象。在古老的中國社會中,它們也曾經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上古殷商的時代醫字本作「毉」,醫字下面用「巫」而不是用「酉」。

這個現象就非常清礎的告訴我們,古老的醫術就是巫術的一種。

在字形的結構中,毉是巫師,「医」是一筐箭矢;而「殳」則是一種長約一丈二尺之竹製兵器。

整體而言毉就是一位巫師,右手上拿著一把長一丈二尺的「殳」,左手上拿著一筐的箭矢,所以當時古丈的醫術,所描述的現象,就是一種巫師在跳舞祈求病人平安的一種舞蹈。

這一種跳舞祈病的方式,目前尚存在一些落後的原始民族之中,所以事實上是支持這一種假說的存在事實。

巫醫治病的事實,到了今天還是存在的,作者經由佛法和氣功的訓練方式,也發展出五十多種不同的靈療方法,證明了靈療的巫醫時代並不是單純的迷信可以解釋的現象。

但是隨著社會文化的進步,巫醫治病的方法也跟著在進步,根據商代遺下的甲骨文卜辭的用途來看,在商代已經有類似祈禱的方法來治病。

到了周代由論語子路篇的「子疾病子路請禱」的記載來推斷,當時採用祈禱的方法來治病應該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漢代的醫學著作黃帝內經素問一書當中,記載著「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移精變氣論)

祝由是古代巫醫的簡稱,王冰對此註解為:「祝說病由」。由這些記載之中,都可以證明秦漢以前的治病,多以這種祈禱方式來替患者治病。

但在漢代以後,祝由的發展就日趨複雜,在晉代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篇內有禁咒之描述:謂有禁瘡使血止,禁釘使自出的記載。

雖然這種記載的真實性不一定可靠,但是己經證明出當時的祝由醫術,已經發展到單用唸咒的方式治病,此種治病方式與東漢時代所創的道教是否有關就不得而知。

在隨代巢元方所撰寫的「諸病源候論」中記載了一則治療鬼邪的方法,其中有術者用水由口中噀向病者的方式,這種方法相信亦是當時祝由科通常使用的一種方法,這也是古老正統醫學中記載祝由術治療精神病的唯一記錄。

根據隨書百官志上的記載:高祖授命門下省,(當時統轄全國醫政的組織),設立了祝由博士的編製。表示隨代已經讓祝由科的醫者提升到了太醫的地位,唐代因襲其制這種制度到了宋代亦未能免除。

根據宋書羊欣傳中的記載:「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表示祝由到了宋代已經有飲用符水的方法治病。

到了元代祝由科亦被升為十三科之列,並且規定經考試及格才能正式行醫。在考試的過程中,祝由科是必須要通過藥物的考試,這種記錄似乎表示元代的祝由科醫術,除了使用符水外,另外會使用簡單的藥物加列其中,這一種藥物有時稱之為「藥引」。

由於蒙古人篤信「羨門」(Shaman)蒙古語即巫的意思,這一種宗教結合的簡單醫療方式,在現存的西藏密宗以及一些原始的部落中還有部份的存在,這一種祝由科的制度在明代仍然保留不變,一直到了清代才被廢止。

「毉」變成了「醫」字

當醫字下面由「巫」改成「酉」字時,已經表示了中國醫學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進化,從巫術之中脫離出來,而使用了酒泡或煎煮的方式作為醫療的方法了。

因此「毉」字的筆劃改成「醫」字的時候,就已經證明了中國醫學由巫術的使用而進化為藥物的運用。

但是如果從酒的出現時間來檢視醫術的進化時,是不容易審定它的結果,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記錄,酒在夏禹的時候就已經被發現,雖然這一說並不一定可靠,原因是古人對於發明的事物,經常會找一個有社會名望的人物來承擔發表人或始祖的習慣,但是在歷史上記錄,商朝的紂王就曾經創建立了酒池肉林的奢糜生活,因此證明了在商代使用酒精的飲料已經是非常普遍的事實了。以酒煮藥的時期,最早可能也會從煮酒的過程中嘗試出來。

但是醫學從醫到巫的時期,並不能夠以煮酒的證據來劃分,而必須要配合時代的需要才能夠定案,所以在最接近的時代,應該是以春秋戰國這個時代的背景來配合,才能有比較完美的分割,原因是在諸候爭霸的過程中,戰術之外必需要配合良好的醫療技術,讓傷兵在最短的時間中快速復原,能夠重新投入戰場,才是一個最重要的必勝條件。

所以這種歷史背景的條件促進之下,醫術的成就才可以有神速的進步,在臨床上的功效和成功率的表現上,醫學家才有條件和有機會擊倒巫醫獨霸一方的巫醫時代。所以黃帝內經的出現,假借古人黃帝歧伯之間的對話,將醫術的成就往前推進的時候,同時也就是巫術稱霸的時代開始結束。  

  第二節        中古時期之中國精神醫學

戰國雖然有相當發達的醫學條件,但因當時的文字只能記載在羊皮或竹簡之上,這種文字記錄的保存非常容易損毀,當時的相關歷史文獻,是極不容易流傳下來,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醫學流傳多屬於「片言隻字」的形式發展,並未作有系統的整理,再加上戰爭四起,兵禍連年的關係,大部份的醫學記錄都失傳,直至漢代統一中土之後,天下局勢已定民生安穩,所以中國的第一部醫學巨著-「黃帝內經」才正式被整理出來。

原書後來被分為兩個部份,那就是現存的內經素問和靈樞經兩部,書中所載的內容被學者認為是戰國至秦漢期間的醫學結晶,但是出版年代之間並不相近,書中的記載中也列出了一些關於精神病學的內容。

據黃帝內經的記載,當時已經採用了針灸穴道可以治療精神病的處置,在心理治療方面亦發展出一種很特殊的操作方法,使用五行的哲學思想,例如:「思傷脾」、「怒勝思」等的處置方式,這一種方法導源戰國陰陽家的思想,發展出了使用五行相生相剋的觀念」創造了不同的心理治療方式,但是一般學醫者並不能夠了解其中的真正意義,一直到了金元四大家的張子和,提出了一個成功的案例之後,才被後世之人士注意到這一套五行的心理治療方法。

就在漢人熱衷陰陽家學說之時,這個被星命卜筮堪輿纖緯之術所充斥的社會中,文人的意識開始抬頭,對各種陰陽術數開始懷疑,其中對陰陽術數之學攻擊最盛名者,就是王充所著的「論衡」。

王充為東漢上虞人曾師事班彪論衡在論衡一書中論衡他對社會上所見的怪異及迷信事物都竭力攻擊,雖然他的言論攻擊目標與醫學無關,但是自王充以後中國醫學幾本名著之中如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晉代皇甫謐的黃帝針灸甲乙經、隨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唐代遜思邈的千金方,及王燾的外臺秘要等以上著作中,都未見陰陽五行之學說滲雜其中,由此可見王充論衡,對於這一個時代中所產生的影響力是有多麼的大了!因此中國醫學在東漢期間,也因此獲得了一次非常神速的正常發展。

疫症在東漢時期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急性傳染病,但自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起(公元三十七年),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間,在歷史之記載上當時曾經有十多次的大疫症,由於當時的醫學發展對傳染病的砳研究尚未成熟,衛生方面的常識也不夠,所以一旦發生傳染病之後其死亡之人數都相當龐大,甚至在王充論衡之中所說的「千戶疫癘,千戶滅門」。足以顯示出當時的慘況,就在這一個時候,中國醫學史上卻出現了一位偉大的醫學家張機

張機字仲景生於桓帝建和年間(公元一四七至一五0年),而卒於建安末年(約公元二一九年)。在他的傷寒雜病論的自序之中的記載:「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居其七,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

在這篇文情並茂感嘆極深的序言中,可以表現出當時的傳染病(傷寒為當時傳染病的統稱)對張機家族的影響情形,同時亦透露了作者著述的動機和經過。張機著作的傷寒雜病論,雖然是時勢所然,但全書對於各種感染以後,所出現的感染精神病都有詳細的描述,及提供了不同的治療方法,這一種方法一直到現代的臨床治療上仍然被後人樂於使用,並且在歷代的醫案之中均可以證明其藥方之實用價值甚高,所以成為中國醫學中的經典之作。

又在雜病部份的內容,張機收集了慮病及憂鬱症的治療方法,同時也成為世界上第一本出現精神官能症的藥物治療方法的醫學著作,在公元二世紀末期,中國醫學就能夠有這一種成就,那是相當驚人的一項發展。

玄學與煉丹術

陰陽家的學說,雖然在東漢時代受到王充論衡的影響而末落,但是道家的思想卻開始抬頭,東漢時期張道陵創立了五斗米教,將老子的清靜無為精神落實成為了宗教的發展,後來人稱之為張天師,在東漢這個充斥神仙方術的社會中適時將道教建立,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由於出現了帝王兇殘無道,時常出現父子兄弟之間相殺的不顧倫常,朝臣士大夫之性命皆操之在暴君之手,因此大臣常有朝不保夕的不安之感,加上外有五胡亂華之憂,導致社會上極度混亂和不安,因此朝臣士大夫多藉老莊之說來避世,更助長了道家學說的興起,而產生了「談玄」的風氣,修仙練道的神仙思想也就因此而瀰漫著當時的社會,中國醫學的發展也感受到這一股風潮引導之影響,而出現了各種修仙煉丹冀求長生不死的風氣。

煉丹術與養生法其起源是在於秦始皇時代,這一位霸王希望追求長生不死,而派了徐福帶了五百童男童女到海外蓬萊仙島中,祈求長生不老之仙丹開始,這一種傳說就已經開始深植民間,但是當時並沒有任何成就,在歷史上卻被視為天下最大的一個謊言,並有人認為這一批被帶走的童男童女與後來的日本民族有關,此種傳說雖經日本相關人士的否認,但是許多中國的史學家還是相信這一種傳說,而徐福的後人一直被日本皇室重視,有其官爵的封祿和地位。

這一種仙丹的傳說到了晉代南北朝期間,卻引起了煉丹術的大盛,在當時最傑出的人士中首推葛洪,在他的著作抱朴子肩內,記載了許多礦物的製煉方法,例如金丹第四卷記載著:「丹砂燒成了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這是硫化汞加熱變成水銀,水銀冷卻後遭氧化成為氧化汞的記錄的最早記錄。

這一個記錄顯示了中國醫學,曾經在化學提煉的發展期中有了相當多的研究,對於後來西洋傳入的梅毒,全世界都受到梅毒之災而無所適從的時候,中國醫學已經發現到了使用水銀製劑可以抑製梅毒的傳染,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偉大的發明。同時並且研究出使用土茯苓等藥物來控製水銀的毒性,避兔免發生進一步的藥物副作用所產生的危險。

但是在不正常的社會需求之下,煉丹術被一些權貴所定位:而成為了追求長生不死、和壯陽的貴族用途。

而無法在醫學上獨立發展,最後因為唐代之後曾經有兩位帝王服用了仙丹之後而斃命,其他的中毒反應也應該出現不少,所以這種結果反而將煉丹術的發展方向封殺了它的前途,因此中國醫學的發展就在這一種不良氣氛的影響下,中斷了往金屬礦物上的化學研究發展,轉而回到單純的自然動植物上發展,其中更以本草植物學上為主要的重心所在

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由於中國本土之地大物博,氣候和地理環境的多種變化,醫學上所使用的藥用植物的品種太過豐富,在古代從事醫藥之研究學者,憑一人之力,終其一生都可能無法完全熟悉每一種藥物的品種,和正確的使用方法及功能。所以研究目標就會放在全國藥物的品種和使用方法上去挖掘,最後就形成了本草的醫療特色。

晉代除了煉丹術之外,在針灸醫學方面的發展也有相當大的貢獻,雖然針灸醫術在漢代的發展就已經很成熟,但是當時的針灸用穴都是以師徒相傳的秘傳方式進行,這種發展對於學術的傳播是負面的走向,雖然在黃帝內經的靈樞經中就已經有治療精神病者的方法,但是針灸使用的穴道,卻一直到了晉代皇甫謐撰寫黃帝針灸甲乙經之時,才真正的被公開面世,使針灸醫學的發展能夠普遍傳播,後來到了唐代的遜思邈著作千金方一書時,孫思邈更將其中的一套治療精神疾病的「十三鬼穴」完全公開,使到針灸醫學的發展更上一層樓,直接使用針灸醫學的方式來處置精神病患。

除了針灸醫學的成就之外,千金方一書中還記載了許多治療精神病的方劑,替這個混亂的南北朝時代,提供了一次醫學成就的一大總結,使得後世得知這一個動亂時期,除了煉丹術之外,在正統醫學上亦有相當大的成就。在千金方一書的記錄中,已經發現了癲癇與癲狂之劃分,這一種疾病的分類方法最先提出的是五代的徐嗣伯,但發展至唐代千金方面世之後,此兩種病的分類才能夠有清礎的區分。因此在這一段漫長的期間中,並無其他人物和著作的出現,更顯出了千金方在中國醫學的發展史上,佔有了非常重要的歷史性代表之作。

  唐代的宗教思想

唐代是一個篤信佛教的社會,而思想上卻承接了南北朝道家的玄學方面之發展,雖然唐代的社會非常安定,在歷史上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之偉大功績

由於唐代的政治王朝李氏統治中國之後,急於以中土漢人自居以擺脫與胡人的混血關係,所以選中了道家的創始人李耳為其祖先,這一種血緣附會的結果,就將李耳的道家無為思想炒作,最後成為民間老百姓耳熟能詳的學說,因此黃老之學修仙成佛的思想就非常盛行,這種風潮的帶動之下,醫學的發展就交了白卷

在這個漫長的歲月之中,除了千金方的面世外,漫長的六百年歷史中,並無一本相樣的醫學著作出現(千金方只能歸類為唐代以前的醫學精華而不能視為唐代的醫學成就)。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唯一能夠討論的卻只有印度傳入的佛教思想。

這個時期是大乘佛法進入中土的大成就時代,由其是禪宗的發展所獲得的學術成就最高,原來由達摩祖師東傳入中土的禪宗,經過了南北朝和隨唐兩代約兩百多年的之蘊釀和歷練之後,出現了六祖惠能的般若禪,將佛祖的般若思想結合了禪學的訓練方法,成就了惠能的三十六對的禪學訓練方式,並演變出一花開五葉的五家七宗等的派別,這種高層次的思想訓練方法,在現代的心理學家所研究之下,發現對於精神病與心理病患者來說,俱有相當大的治療作用。

因此在有唐一代的學術發展之中,雖然在正統醫學上並沒有任何成就,但是在思想的訓練方法中,卻發展出了禪學的方式,能夠在相距千年之後,被發現對於精神心理上的患疾,俱有很良好的治療功能。

佛教在唐代雖然造就了宗教哲學思想上的偉大成就,但是在上行下效之後,民間的宗教行為發展上卻觸動了動搖國本的問題。唐代初期的出家行為是受到官方控制和約束,原因是出家為僧之後,直接碰觸到國家的稅法和兵役法的問題, 因此早期的佛教出家行為,必定是有學養有財富的大家族背景的朝臣士大夫,才有機會伸請族人出家。而全國的寺廟都是由皇室出錢修建,所以是屬於皇朝的私人產業,民間人士不得修建寺廟,也不準私自出家。

但是在唐明皇李隆基的時代,遭遇到天寶十四年的安史之亂,國庫遭國舅楊國忠的盜用而呈現空虛,郭子儀大將軍的勤王之師,要收復王朝之時卻遇上國庫發不出軍餉之困局。

宗教救國安邦

所以後來恭請了禪宗的七祖神會大師,以九十高齡之資格,出面舉辦了一次全國性的三壇大戒,以所收的香水錢作為平定天下的軍餉之用,才收復了唐代的混亂之局,但是從此之後,全國的出家人口就大增,許多賈商巨富之士,借出家為名,利用度牒免費通過各大城門關卡,逃避了營商繳稅和兵役等國家法律,開始造成國家的經濟損失和兵役執行的影響。但是這一次的出賣如來家業的行為,卻開始打破了佛教的寺廟興建和出家的前朝法例,本來屬於皇家信仰的專屬產業,開始轉為開放的方式,接受民間興蓋寺廟和民眾出家的行為。

由於皇室在寺廟的興建過程中,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和物資,因此引發了許多文人,起來攻擊佛教的種種不合理的花費之上。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人就是韓愈和李翱。

其中的李翱他的言論中對佛教的攻擊性猶為銳利,例如:

「故其徒也不織而衣裳俱,不耕而飲食充,安息不作,役物之長己至於千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施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

在這種強有力的說詞之下,和唐代的政經末落,民間進入了社會經濟不景氣之現象之後,佛教的末落厄運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但是由於這一些文人抬頭的結果,卻成就了後來宋明之理學發展種下了一個新方向,因而奠定了宋代理學的學術基礎。  

 

宋代的醫學發展 

宋代初期之學術思想呈現一片由佛入道或由佛入儒的氣象,用這種外來的宗教思想來重新定義中國古老的傳統學術,刺激了中國本土的學術思想,因此學術風氣上的發展不再重視記誦而開始重視其義理之所在,不重師傳而重視本身的個人心得,喜用己說來推斷古人的經義習慣構成了宋代理學發展的特色。也因為這種追求學問的格物致知的學習動機和習慣,使到醫學的發展也極為蓬勃,為中國醫學發展帶入了一個黃金時代,發展出下列幾個特殊的成就。

(1)文人開始重視醫學,在有宋代以前的醫者地位甚低,經常被視為巫者一類,社會地位不高,但宋代之後的醫學地位日漸抬頭

可能是受到了范仲淹「不為良相亦為名醫」的觀念所影響,在這一個時期棄士途而習醫者漸多」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如許叔微」他的棄文學醫在醫學上的成就極大」他所著作的類證普濟本事方中」收集了他個人的醫案極多」開創了著作醫學著作時應該附上醫案的先例」使後世醫家開始重視前人的醫案而紛紛仿效」將醫案記錄附入著作中以作比較」

此種風氣對中醫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而他所創的驚氣丸、寧志膏及沈恬之辰砂散」為後世用來治療精神疾病的重要參考資料」此皆文人習醫的貢獻所致。

(2) 中國醫學的發展到了宋代才開始出現分科的現象」

在此之前每一位中醫師都要兼治好幾科的疾病,所以醫學並無分科發展的現象,到了宋代由於醫學發展日漸成熟,而必須進入下一階段分科作更精細的研究,所以形成分科發展的特殊需要。

這個時期的婦科、小兒科及傷科都先後自內科之中獨立而出,由於這種分科發展的現象所以胎產精神病的認識在當時已經初步確立,並且已經發展出初步的治療方法和配方;

事實上胎產精神病在西方的醫學史上,要到十九世紀才被發現。與陳自明(公元11901270年)在婦人良方大全一書中的記錄,相差了六個世紀,後來再經過明代的薛立齋和清代的沈堯封繼續的發展下,完成了整個胎產精神病的治療基礎。

(3)宋代政府對醫學的發展非常鼓勵和重視,由朝庭的蒐集方書,校刊醫籍,使古代的醫學著作得以廣播流傳。

除了普及醫學教育作用之外,對於古籍的維護及保存方面都有重大的貢獻。在針灸醫學方面,有鑄造針灸銅人及考訂穴道的工作,將針灸醫學的用穴重新統一制定其標準,有若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及文字的貢獻一樣。此後針灸用穴才不致出現一穴多名及一名多穴的亂象。

另外宋代政府為了減輕民間的醫藥負擔,所以設立了和劑惠民藥局,由官方專門監製各種特效成藥,並且由藥局統一價格出售,其售賣價格比諸一般藥局低三分之一,為當時政府之一大德政。

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一書就是當時各藥局製藥的標準,因為此方是由官方之太醫集諸家之名方參校而成再頒佈於民間。所以在宋代醫學的發展史上,局方的出現是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成就,例如治療女性歇斯底里的特效藥「逍遙散」就是從局方中被發展出來的重要藥方。

(4)宋代理學本身的直接影響下,中醫在這一個時期所表現出來的特色,也出現了競談醫理的現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陳無澤所撰著的「三因極一病證方」,他將漢代張仲景的金匱要略一書所提出的內外因及不內外因,發展得更為成熟,而竟然成為宋代醫學之重大發明

另一方面是宋代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如周敦頤、邵壅等人都喜歡談論道家思想及易經陰陽五行之理,這種風氣的驅使之下,久已末落的陰陽五行學說又被重新的興起,使部份的醫學家又開始恢復使用陰陽五行的學說來解釋醫理,同時因為受到周敦頤著作通書的影響,內經「五運六氣」之學說也在這一個時期被應用得更成熟。到了金代的張潔古及劉完素等人,再根據內經素問中有關的編目,使五運六氣這種注重宇宙定律及天時變化對人體影響的觀念,完全進入了中國醫學之發展中

這種觀念對於後世明清的醫學流派,溫病的發展佔有極重要的影響力量。但是醫學的發展從此卻開始重回進入了玄之又玄的境界。

金元時代醫學發展

金元時代的醫學發展,其實應該視為宋代醫學發展的一種延伸,醫學自宋代而分科發展,到了金元時代卻變成分派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最傑出的派系之中,均有其代表性的人物誕生。

其中以金元四大家:劉完素的寒涼派、張子和的攻下派、李東垣的補土派和朱丹溪的滋陰派最為著名。

此四大名家所提倡的醫理及治療方法都有極不相同的意見,並因此而各自將疾病的治療根據個人的見解而發展出許多創新的治療方法,使中國醫學繼宋代之後,再出現了一次多彩多姿的景象。

而精神病的病理到了這個時期才被整理出來。又因為陰陽五行的學說再度的興起,對原來素問上所記載的內容就有了新的解釋,因此和五行學說有關的心理治療方法亦被重新的發現, 並且在當時的應用條件之下,留下了相當有價值的醫案,讓後世學者了解到素問一書中所隱藏的心理治療方法。

  第三節   明清時期之中醫精神醫學

明代醫學發展

明代的學術發展亦是承繼了宋代理學的道統而來,但發展的形式上則大為不同,因為在宋元間,理學的發展已經開拓了許多派系及系統,明代的發展卻出現了反受派系及系統方法的限制,所以無法發展更新的創見,轉而重視師承方面的擴展或修飾。

醫學的發展狀況與理學的發展相同,由於明代初期的醫者均有其師承,這種派系之間的相爭情形比之金元時期更為劇烈,又因明代統一之後,政風不振學術遲滯,官方對醫藥措施遠遜於宋代,所以在明初之時醫學的發展平平毫無特色。

自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至崇禎十七年(公元1664年)間,中國各地出現過三十次大疫的記錄,同時因為傷寒論的治療方法在這個時期中並不能發揮功能,引致後來醫學往新的方法上嘗試,使急性傳染病的治療上發展了全新的方向,其時吳又可的溫疫論可謂傑出的代表作,後來清代溫病學派的形成,就是吳又可在明代打下的基礎

另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梅毒自西洋商船之帶入,也激起了一陣漣漪,在明末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由陳司成寫下了第一本研究及治療梅毒的專書--黴瘡秘錄。都成為這個時期的最佳作品。

在明代中葉以後的醫學著作,除了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以及上述的著作外,其它的作品如王肯堂的六科準繩、孫一奎的赤水玄珠、楊繼洲的針灸大成幾本比較突出的著作,均屬前人醫學之集大成作品,創作並不多見,明代中葉以後醫學出現這種寫作現象。

是由於初期醫學派系成立之後,經過時間的發展,派系本身的缺點日益暴露,而其他派系的優點則日趨完美,所以在明代中葉之後,派系之爭已經自動平息,而互相彌補的迫切要求上,這一種集大成的著作就成為當時最理想的醫學發展方式。因為這種風氣之影響下,同一類的著作亦紛紛的出現,所以形成這個時期的醫學著作所出現的一大特色。這種特色的發展之下,對後來清代的考據學之發展卻有很大的啟示。

清代醫學發展

清代自滿族統一中原之後,為了防止漢人反抗的猜忌,因而大興文字獄。這種政治上的壓迫之下,使到學術的創作發展路線受到了嚴格的壓抑,因此這個時期的學術轉了一個方向,致力於考據上的工作上發展,在這種考據之風所帶領之下,醫學的發展亦紛紛致力於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等古典醫學之研究,並且捨棄了宋元以來的醫學藩籬,以期考據經典之本來面目,因此在有清一代的醫學發展,出現了一片崇古之風氣。

考據在科學上本來就有重新肯定的作用,是一種做學問的功夫,但是崇古輕今的觀念卻會令醫學倒退,所以有清一代的醫學著作中,除了傷寒及金匱的註釋之外,大多是毫無建樹的作品,唯有溫病學派的發展在清代是雄據一時。

因為由明代中葉以來,已經有吳又可等人奠定了良好的溫病學基礎,在清代早期又連續發生了多次大疫,而在大疫時所出現的傳染病,有許多是從西洋傳入的新症,比之明代的傳染病更為復雜,而死亡的人數也是相當龐大。因此採用新法治療當時傳染病的溫病學派,就隨社會的需要而在清代興盛起來,使中國醫學在流行性傳染病的治療上發展得更為完備。

因此在整個中國醫學發展史上,溫病學派的掘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在精神疾病上的發展,比之明代來說卻是一代不如一代。

 民國以來的醫學發展

自清代以來中國與西洋的接觸日多,在早期的媒介是西方的傳教士將西洋的醫學片斷的傳入,後來漸漸在中國境內設立了西醫診所、醫院及醫學院。從此在中國本土之中培養出大批的西醫,取代了中醫的地位而形成了醫學發展中的主流,後來與中醫之間更出現了許多的磨擦。其中以民國十七年,由中央衛生局通過了限制中醫存在的議案,引發了最強大的風波;對中醫學的發展成為了握殺的局面。

經過了這一次的重大衝擊之後,中醫的發展也有了重大的修正,一是傳統的中醫皆以學徒方式傳授醫學心得,是一種非常落後的教育方式,無法大量培育人材,所以相關的有心人士就極力在中醫的培養過程中,重視了這一個環節而開始建立大型的中醫學院,培育中醫的人材;在教學內容中,也接受了西方醫學的病理學、解剖學、藥物學等等現代科學。開始轉變了中醫的基本教育形態,走出了過去依賴死背書本醫案的教育方式,而往正常的科學觀念之下發展。

經過了西方醫學衝擊的陣痛期之後,中醫針灸麻醉的發展,以及中藥對癌症腫瘤等疾病的治療功能,開始在世界醫學的舞臺上出人頭地,原來被西方科學家所譏笑的原始經驗醫學又開始回到了自己應有的位置上,替人類服務,完成了本書的寫作過程,作者不禁要向歷代的中國名醫致敬,由於他們的貢獻和留下了相關的記錄,才能夠讓本書的寫作得以完成,所以願以本書的成就向他們致最大的敬意。               

                                                                         作者方永來  200128